第1章 · 不对称的亏损心理 #

理性的假设与质疑#

麦可： 如果有人问我：「学习在市场中成功获利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我会请对方去看你的研究。我猜你原本并没有打算让华尔街这么多人喜欢你的研究，但结果的确是这样。

丹尼尔： 我们当初并没有预料到，这一切是个意外。我们原本只预期，金融和经济学界会对「理性假设本身」以及「理性假设的主导地位」产生反应。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工具，让这个领域的人们用来质疑理性的教条。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以及这个研究造成影响的原因，其实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因为这是一场意外。这个研究之所以造成影响，在于我们以文字呈现想法，而人们通常会错误解读。许多非心理学的领导者（心理学领域之外的领导者）看过这篇文章后，觉得这些示例很有用。唯有某件事对你来说有用时，你才会倾向改变你对人类本质的观点。光凭大学生和其他人回答问卷所得到的资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麦可： 读别人写的东西是一回事，但是当你看到自己内在的改变，才是真正惊人的时候。

丹尼尔： 当你看见自己有犯错倾向时，意识到像你一样聪明的人也会犯错的这件事，就是一个发现。这使得人们难以与这些发现保持距离。正是这个意外的形式，令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麦可： 我想把话题从你早期的研究转移到最近你喜欢做的事，那就是幸福这个主题------「记忆自我」（the remembering self）以及「体验自我」（the experiencing self）这件事。

丹尼尔： 当你想了解人们的幸福程度时，可以提出两种类型的问题。我们会问：「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自我，我称之为「体验自我」，因为它谈论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但是当你问对方：「假期过得如何？假期过得开心吗？」或是「过去一年过得开心吗？」「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你问的是：「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感觉？现在请思考一下你的生活，有什么感觉？」

　　　　你对生活的感受与思考生活时的感受，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你可以用两种方法衡量主观的幸福：[请人们回答他们的体验，或是请人们回想并评估自己的生活]------[而不同的因素对于体验与评估人生来说很重要。]

麦可： 有些人混淆了这两者。例如，你分享了有关度假时拍照的故事。

丹尼尔：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假期计划是为了未来建构回忆，而照片就是这样的象征。我的论点是，如果你将人们消耗在回忆上的时间，与人们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相比，前者就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却给回忆赋予不成比例的重要性。

麦可：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机，他们不断在自拍。然而，他们不是在生活和体验这些时刻，而是在试著捕捉人造的时刻和回忆。

丹尼尔： 能够在事情发生时记录下这么多事，一定改变了对人生的体验，因为你在评估「未来回忆的体验」。某种程度上，当你拍下眼前所见，就是对体验采取不同的立场。这肯定会有影响，但不知道会是什么影响，我还尚未分析过。

生物性的群众行为#

麦可： 我看过你的一句话：「[无法接受亏损的人，很可能会接受自己承担不起的赌注。]」这句话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在交易的世界里，不接受亏损就是许多投资人失败的原因。

丹尼尔： 我们当时的研究并不是以投资人为主，但结果却反应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有些交易员如果在上午发生亏损，到了下午他就会冒更大风险进行交易。这表示他们不只尚未接受已经发生的亏损，还试著弥补亏损，驱使他们追逐风险。这么做可能会使交易员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人甚至会一再采取诈欺的手段，而变成自作主张的失控交易员（rogue trader），但这些是例外的情况。

麦可： 我想要稍微转换一下话题，谈谈泡沫和群众行为。

[丹尼尔：群众行为是生物性的。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往某个方向跑，我们自然而然也会往同一方向跑。]只有少数聪明人会往不同的方向跑，但是大部分看到人群往某一个方向移动时，我们通常会跟着做。这对市场行为会有很大的影响。整体而言，这种行为会造成个人的表现远远落后应有的表现，因为等到市场上涨后，他们才进场就为时已晚。因为人们想要跟随群众，所以判断时机会非常不准确，结果绩效自然远不如采取某个策略并且坚持下去的操作方法。

麦可： 除了「做」研究的这个工作外，你还会想要做其他的事吗？

丹尼尔： 我已从学术界退休了，现在担任顾问，我喜欢科学也喜欢顾问这个工作。当我18年前和艾莫斯．特沃斯基一起从事这些研究时，最初只是因为好玩。他是个有趣的人、非常有幽默感，我们总是笑得很开心，一起做研究的12年都很开心。有趣的是，我们研究的是自己的偏误和错误，但我们想表达的并不是人们很愚蠢（我们从不认为人们笨，也不认为自己很笨），而是人们错误的直觉。那些年研究这个主题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事。

麦可： 我觉得你们两人好像都在自己的岛上做着自己的事，100%投入研究中。那种感觉一定很棒。

丹尼尔： 的确如此。超过10年的时间里，我们大约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一起交谈讨论，这种事在科学合作方面很少见，所以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喜欢彼此的陪伴，而且我们的话题是既可以研究还能开心畅谈的主题------也就是检视自己的直觉、提出疑问、观察对方的反应，进而建立理论、解决难题以及发展出相似的直觉。做这件事真的很棒。

麦可： 现在我们知晓了你与伙伴当时开心研究的这个学习过程，以及你们的这些新发现。但是当我们谈到公共政策时，似乎从没听过现在的领导者们谈论幸福这件事。幸福总是被排除在公共政策之外。

丹尼尔： 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研究幸福这件事，一直是英国政府内部的官方任务。2010到2015年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将主观的幸福感列为政策目标之一。让人民感受幸福正迅速成为一项具体的政策。

　　　　部分重要的国际委员会也因此成立。正式衡量幸福，现在已成为常规。在英国、加拿大、许多欧洲国家和澳洲，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就连美国，也逐渐认真看待衡量幸福这件事。关于如何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是否做好准备，以及量测幸福与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是否足够成熟将其做为政策，都还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已经有愈来愈多人开始正视幸福在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我认为这是无庸置疑的。

恐惧驱动的展望

麦可： 个人的情绪是由可能性所驱动，而不是赔率（odds），而且这可能是直觉。但是，说到决策，这未必是好事吧？

丹尼尔： 我想你指的是希望与恐惧。我们曾讨论过，创业这件事主要是由乐观所驱动，所以当人们冒险时，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赔率高低------他们在欺骗自己。我对冒险者的看法是，一方面他们会厌恶损失，也就是讨厌亏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过于乐观，甚至乐观到妄想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真实损失机率。这种组合促使人们采取冒险行为，但乐观仍是冒险的主因。

　　　　你可以在企业家、推广新发现或新产品者，以及创办小型企业的人身上，都能看得到这样的情形。据我所知，美国小型企业营运超过五年的平均存活率是35%，但是大部分创办新公司的人却认为自己的成功率是80%或甚至更高。正是这样的妄想让他们继续走下去。我认为乐观是资本主义的引擎，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对社会有所助益，但如果许多人知道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后，就可能不会去冒这个险了。

麦可： 你认为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也许这个理论的确已经造成影响，但是接受的情形如何？例如，我们都看到过去15年来美国股市一些很惊人的泡沫和破灭。

丹尼尔： 我不是行为经济和行为金融的专家。我的印象是，聪明的人试著发展出理论，但现在仍在初期的阶段。

　　　　关于这个理论是否造成影响，答案显然是「是的」，因为许多重要的经济系所和金融系所，开始以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为其课程的核心。哈佛经济系是美国最好的系所之一，众多行为经济学的知名人物、优秀的学生都在那里。在不久的将来，随著许多聪明的学者进入这个领域，行为经济学研究将蓬勃发展。

麦可： 我猜可能将会往更成熟的经济学领域发展，就是以比较理性的那一面，并透过不同的观点来处理。而这两者之间永远会有冲突。

丹尼尔： 哦，是的。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发给两位金融学者，而他们的想法完全不同。尤金．法玛（Eugene Fama）是传统派学者，他非常相信市场的理性行为。另一位则是罗伯．席勒（Robert Shiller），他谈论不理性的繁荣，而且不相信市场的理性行为。这两位仍在世，而且仍在研究金融。我的感觉是，会有许多更年轻的人往行为金融学的方向前进。

人类的复杂性#

麦可： 我们很难和诺贝尔奖得主产生共鸣，但是可以和年轻人产生共鸣。我想请你谈谈早期的经历。你有一段经历好像是在法国时，与一位德国士兵的相处改变了你。

丹尼尔： 那是在战时，我当年七岁------1941年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他们正开始采取对付犹太人的措施；虽然尚未进行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但已在做准备。犹太人当时必须佩戴象征犹太文化的黄色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而且有宵禁规定。当时我和朋友玩耍超过了宵禁时间，于是我便将毛衣内外反穿想办法溜回家。快到家时，我还记得那个地方是在巴黎，有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德国士兵朝我走来。即使我只有七岁，也知道大事不妙，因为这代表他隶属于纳粹党卫军（the SS）。

　　　　他走近我，虽然我不记得所有细节，但我记得他把我抱起来并拥抱了我，我当时一定在发抖，害怕他会看到我毛衣里的黄色六芒星。接着，他把我放下来，打开皮夹拿出一张小男孩的照片给我看，最后，他给了我一些钱就让我回家了。那个经验很复杂------这个人显然已经做好准备，也许还亟欲杀死我，但他有个儿子，他爱他的儿子，而我令他想起儿子。这个人类复杂性的经历一直导引着我，启发我的许多工作，让我一辈子都对人类感到好奇。

麦可： 我非常推荐人们阅读你的《快思慢想》。

丹尼尔： 我就是在这本拙作中，提供我与其他人一起进行相关研究的完整故事。这不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书，而是关于思考与决策。

麦可： 史帝芬．柯瑞（Stephen Curry）可能是现在美国职篮最佳的篮球员。他并不是大块头，没有健壮的外形，但三分球的进篮次数多到仿佛三分球已经退流行。我曾在脸书发文写道：「这都是刻意练习的结果。」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才怪，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他父亲也打过美国职篮，这是基因。」我当时就在想：「不知道教授会怎么说？」

安德斯： 我们看到许多在体育领域成功的父子档。这就让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会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极端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你生来就带有这样的基因，让你能有优秀表现；另一种说法是，你的父亲很早就帮助、引导你练习，一旦你进入青春期和成年后，过去的练习就是后来能有卓越表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