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 系统的12大变革方式#

在了解了系统的上述机理之后，你可能会问：我们如何改变系统的结构，以便更多地产生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并尽量减少不期望的情况呢？对此，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瑞斯特教授基于多年来对企业中系统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告诉我们：一般管理者都能很准确地定义当前的问题，识别这些问题产生的系统结构，并基本能够猜中到哪里去寻找“杠杆点”——也就是说，在系统中的某处施加一个小的变化，就能导致系统行为发生显著的转变。

“杠杆点”这一概念并非系统分析的独创，而是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很多神话故事之中，如“银弹”、“命门”、特效疗法、秘密通道、魔法口诀、扭转历史潮流的孤胆英雄、几乎不费力气地穿越或跨过巨大障碍的方法，等等。人们不仅愿意相信杠杆点的存在，也很想知道它们到底在哪里，以及如何运用它们。杠杆点就是权柄。

但是，福瑞斯特继续指出，虽然身处系统之中的人们通常凭直觉判断到哪里去寻找杠杆点，但多半是往错误的方向推动系统的变化。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我自己做世界模型系统分析时。应罗马俱乐部[1]的邀请，福瑞斯特教授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目的是探究一些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如贫穷和饥荒、环境破坏、资源枯竭、都市退化以及失业等，是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发展演进的。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福瑞斯特教授开发了一个计算机模型，并找出了一个明确的杠杆点：增长。不只人口在增长，经济也在增长。在带来好处的同时，增长也有成本，特别是一些我们无法计算的成本，包括贫穷、饥荒、环境破坏等。可以说，我们研究的清单上的所有问题，都与增长有关。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更慢一些的增长，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增长模式，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增长或者负增长。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也都将经济增长作为解决各种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尽全力推动的，却都是错误的方向。

福瑞斯特另外一部经典著作是于 1969 年出版的《城市动力学》（Urban Dynamics）。在该书中，福瑞斯特指出，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是一个杠杆点。补贴越少，城市状况越好——对于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也是如此。这一模型推出时，正值美国大规模推行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政策。福瑞斯特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和嘲笑。但从那之后，很多推行了此政策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没落了。

拿福瑞斯特的话来说，复杂系统的特征之一是“违反直觉的”，而寻找和撬动杠杆点也通常不能靠直觉。即便是直觉的，我们也经常选错方向，结果将试图解决的问题弄得更糟。

在我看来，对于动态、复杂的系统而言，要想找到杠杆点，没有快速或简单的公式，如果给我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我可以发现杠杆点，但因为它们是违反直觉的，即使我真的发现了系统的杠杆点，也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我。这让人很受打击，也很痛苦。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只是希望了解复杂系统，还想做些事情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正是经历了多次这样的挫折，在一次有关全球贸易体制的会议上，我举出了几个可以干预系统的杠杆点。尽管还不完善，但我愿意在下面讨论这个清单，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找到系统的杠杆点。当然，这个清单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你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它。其实，那天我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几个泡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我几十年对很多不同种类的系统进行严谨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其他智者的成果。但是，复杂的系统就是复杂的系统，对其进行一般化的归纳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想提醒读者朋友们注意：你下面所读到的内容不是“成品”或定论，而仍然是“在制品”；它们也不是寻找杠杆点的“处方”，相反，你可以把它们看做是一个邀请，我为你提供了一些参考或指引，并希望你能以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系统的变化。

随着系统复杂度的增加，它们的行为也变得更加令人惊奇。想象一下你的活期存款账户，你可以存款和开支票，如果账户有足够大的余额，就会有一些利息流入，并且也将有一些银行费用流出；如果你的账户里没有钱，就会产生一笔债务，并会逐渐累积起来（债务也有利息）。现在，让你的账户与数千个账户有关联，并且允许银行将所有这些账户的结余存款作为贷款贷出去；更进一步，上千家这样的银行连接起来，形成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你将会发现，一些简单的存量和流量，相互连接起来，将创造出一个非常庞大、复杂且动态变化的系统，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

这就是为什么杠杆点经常是违反直觉的。此外，也有很多的系统理论支撑并进一步深化这些可能的杠杆点。

12.数字：包括各种常数和参数#

想象一下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浴缸，那是一个基本的存量—流量系统。在那个系统中，存量和流量的大小及其变化快慢都可以用数值来表示：如果水龙头的阀门转动不灵活，得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浴缸注满或关掉水龙头；如果下水道堵塞了，流出量的数值就很小。类似这一类参数，其中一些是固定不变或者被物理锁定的，但很多是可变的。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可调控的点。

再考虑一下国家的债务体系。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奇怪的存量，是一个漏钱的“大窟窿”。这个“大窟窿”的深度被称为年度财政赤字。政府的税收收入会填补、缩小这个窟窿，而政府的各种开支、花费又会加深这个窟窿。国会和总统将其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如何增加（政府开支）或减小（税收）这个窟窿的深度或尺寸的很多参数上。由于这些流量也与选民相关，因此这些参数也会成为政治的筹码。但是，不管这些争论有多激烈，也不管是哪个党派在执政，近年来，这个漏钱的“大窟窿”都一直在扩大，区别只是速度快慢而已。

为了控制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的清洁度，政府设定了一些被称为“空气质量”的标准参数；为了保护现有的森林面积，政府设定了每年允许砍伐量等指标；为了维持利润水平，公司会调整诸如工资率或产品价格等参数。

每一年允许砍伐的森林面积、最低工资、政府在艾滋病研究或者隐形轰炸机上投入的经费、银行从你的账户上收取的服务费等，所有这些都是参数，是对水龙头阀门的调节。此外，单位解雇或招聘新人，包括政府公务员，也是在调整参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改变阀门转动的速度，对系统进行调节。但是，如果还是使用原有的旧阀门、往原有系统中注水，并根据同样的旧信息、目标和规则进行转动，系统行为将不会有大的变化。把票投给比尔·克林顿还是老布什，肯定有很多不同，但如果每一任总统都置身于同样一个政治系统之中，那么从本质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国家财政系统中，改变系统中金钱流动的方向，或许可以产生显著的变化，但这几乎难以实现，因为无论换成你还是我，都会把自己放到首先获益的位置上去。

在我看来，通过数值（尤其是流量的大小）来调节系统是效力最低的一种方式，无法改变系统基本的结构。只是调整一些细枝末节，就像对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座椅进行重新布置一样。然而，大多数人会把 90%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参数上，尽管这样并不会起到太大的杠杆效应。

这并不是说参数不重要。在短期内，或者对于那些与流量直接相关的个体而言，它们可能是很重要的。例如，对于受税收和最低工资等政策变量直接影响的人群，或者直接从事与此相关的工作的人，都是如此。但是，改变这些变量极少能改变国家经济系统的行为。如果系统是慢性滞涨，参数变化了几乎也不可能一下子暴涨；如果系统是剧烈波动的，参数变化一般也不会使其稳定下来；如果是增长失控，参数也无法使其减缓。

不管我们对竞选捐款做何种限制，都无法消除政治因素。美国联邦政府无论如何调整利率，也无法改变经济周期（在经济向好时，我们经常会忘掉它；而在经济陷入衰退时，我们又会一再感到震惊）。在实行了数十年世界上最严格的空气污染标准之后，洛杉矶的空气质量虽有所改善，但远非洁净。扩大警察开支，也没有消除犯罪现象。

由于下面我将会展示一些数字作为杠杆点的案例，在这里我想先提出一个郑重声明：只有当我们实在找不到其他 1个因素时，才能把参数当做杠杆点。例如，通过利率或出生率，来控制增强回路的增长。如果参数是系统目标，那就另当别论了。这类关键数字绝非平凡之辈，大多数系统都会受到这些关键参数的影响。但不幸的是，很多系统都已经偏离了最初设计的状态。因此，关注这些数字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以下是一个朋友通过网络和我分享的一个故事，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当我想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时，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试图算出“公平”的租金到底是多少。

我试着考虑所有的变量，包括房客的相对收入、我自己的收入和现金流需求，日常维护费用以及资本开支、权益与抵押贷款的利息率，我为房屋所付出的劳动价值，等等。

结果，我彻底迷失了，根本找不到结果。于是，我找了一个理财顾问去咨询。她说：“在你看来，好像有一个精确的合理租金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上，房客就被剥削了，而在这个水平之下，你又被压榨了。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明确的线。在你和房客之间，是一个较大的灰色区域——在这个区域之内，你们都可以达成合理的交易。所以，别再自寻烦恼了，照常过你的日子去吧。”

11.缓冲器：比流量力量更大、更稳定的存量#

想象一下，有一个巨大的浴缸，流入和流出速率较缓慢；

同时，有一个小号的浴缸，但流入量、流出量很大。这就是湖泊和河流的区别。相对于湖泊而言，河流更容易出现泛滥成灾的情况，因为与河流相比，湖泊的存量相对于其流量更大，也更加稳定。在化学和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一个较大、较稳定的存量被称为“缓冲器”（buffer）。

缓冲器具有保持稳定的力量。因此，你会把钱存入银行，而不是把它放到自己钱包中（流量是日常生活费用开支）；同理，商家会保持一定的库存量，而不是等顾客买走了存货之后马上订购新的货；为了保护濒危物种，我们需要使该种群的数量大于最低限度的繁殖数量；由于美国东部没有更大的钙存量去中和酸性物质，所以东部的土壤相对于西部的土壤对酸雨更加敏感。

通过提高缓冲器的容量，我们通常可以使系统稳定下来。但是，如果缓冲器过大，系统也将变得缺乏弹性，它对于变化的反应速度将过于缓慢。同时，要建立、扩大或维护某些缓冲器的容量，也需花费巨大的时间和资金，例如建设水库或仓库等。为此，一些企业发明了“零库存”的“及时生产”模式。在这些企业看来，与耗费巨资维持固定的库存相比，偶尔的波动或缺货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很大。此外，较小的库存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快地响应需求的变化。

所以，有时候很神奇，改变缓冲器的大小会成为杠杆点。但是，缓冲器通常是物理实体，不太容易改变。例如，美国东部土壤对酸性物质的吸收能力就不是缓解酸雨危害的杠杆点；水库大坝的蓄水能力也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这个清单中，我并没有把缓冲器排得太靠前。

10.存量—流量结构：实体系统及其交叉节点#

具有若干个存量和流量，并物理地连接起来的系统，其结构对于系统如何运作具有巨大的影响。以前，匈牙利的道路系统是以首都布达佩斯为中心，从该国一端到另一端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穿过布达佩斯市中心，这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该国曾经采取过多项控制污染和治理拥堵的措施，包括安装并改造了大量的交通信号灯、出台限速政策等，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造成上述系统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道路系统结构设计不良，因此，修正该系统的唯一方式就是重建道路系统。洛基山研究所的艾默利·洛温斯（Amory Lovins）带领他的团队，通过把弯曲的管道取直、把过窄的管道扩大等简单的措施，在节约能源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效果。如果我们对美国所有建筑都做类似的节能改造，节约下来的能源足以让很多发电厂关门。

但是，实体系统的重建通常是最慢、也是最昂贵的改变系统的办法，有的存量—流量结构甚至可能是不可改变的。

美国人口“生育高峰”一开始给小学教育造成了压力，接着是中学、大学，然后是就业和住房；现在，社会又不得不考虑如何支撑大量人口的退休养老需求。对此，我们基本上束手无策，因为等 5 岁的人变成了 6 岁，64 岁的人就变成了65 岁，这是顺理成章且不可阻止的。同样，这也可用来解释，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的氟利昂分子的生命周期，因为低效率的汽车大军需要耗费 10～20 年才能淘汰，远远超出了污染物被清除的速度。

物理结构对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很少是杠杆点，因为改变物理结构通常不太容易而且见效慢。恰当的杠杆点，需要从一开始就被设计好。一旦实体的结构建立起来了，要想找到杠杆点，就需要理解系统的限制和瓶颈，在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最大效率的同时，避免出现较大的波动或扩张，超出其承受能力。

9.时间延迟：系统对变化做出反应的速度#

反馈回路中的时间延迟对系统行为有着显著影响，它们通常是造成振荡的主因。如果你试图去调节一个存量，使其达到你的目标，但是你接收到存量状态的信息存在延迟，你将会面临矫枉过正或未达目标的状况；如果信息是及时的，但你的反应速度存在延迟，情况依然如此。

例如，建设一座发电厂需要耗费数年时间，而其运行寿命可能会超过 30 年。这些时间延迟使得发电厂的建设数量不能很好地匹配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即使有非常好的预测能力，也难免用电紧张（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的反复振荡，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电力工业都曾经历过类似状况。

当存在长期的时间延迟时，系统将不能对短期的变化做出反应。这就是大规模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必然运作不佳的原因，比如苏联或通用汽车公司。

因为我们知道时间延迟很重要，所以只要愿意去找，我们就能发现它们。

从污染物被倾倒到地上，到其渗透、污染地下水之间，存在时间延迟；从某一个儿童出生，到其长大成人、准备生儿育女之间，存在时间延迟；从某项新技术首次实验成功，到其被市场接纳、广泛采用之间，存在时间延迟；从产品价格调整，到其供需不平衡之间，也存在时间延迟。

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反馈回路中，若反馈过程中存在时间延迟，将对存量变化的速度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延迟时间太短，容易导致反应过度，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并因过分敏感而导致振荡被放大；相反，如果延迟时间太长，将导致反应迟钝，使振荡得以衰减或突然爆发，这取决于延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对于存在某个临界值或危险水平的系统来说，一旦超过了一定限度，过长的延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从而导致矫枉过正并崩溃。

我将时间延迟的长度列为一个高杠杆点，但事实上，时间延迟通常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很多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该花多长时间就得花多少时间。你不可能一夜之间积累起一大笔资本，孩子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长大，拔苗助长也无法加快庄稼的生长。但是，减缓变化的速度一般并不难做到，这样的话，虽然反馈中的延迟不可避免，也不至于造成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在我排列的杠杆点清单中，成长速度位于时间延迟之前的原因。

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福瑞斯特的世界模型中，放缓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加速技术开发或放开市场价格相比，是一个更大的杠杆点。它们都是试图加快调整速度的措施，但是，现实世界的实体资本存量（例如工厂及设备、应用技术等）变化不会那么快，即使面对新的价格或创意也是如此——其实，价格和创意本身也不会马上变化，更不要说全球文化。

当然，如果在系统中存在可变的时间延迟，那么，改变延迟时间就能取得显著效果。但是，你必须非常小心，确保自己正在往正确的方向改变。例如，在金融市场上，用力减少信息和资金转移的延迟时间，只能加剧金融风暴的出现。

8.调节回路：试图修正外界影响的反馈力量#

现在，我们开始把关注的焦点从系统的实体部分转移到信息和控制部分，在这些地方存在更多的杠杆点。

调节回路在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大自然具有极强的平衡和自我进化能力，人体也能精妙地调控自身，把一些重要的存量维持在安全边界内。上文所述的温度调节器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的目标是将存量（室内温度）维持在期望的水平上。任何一个调节回路都有如下三项要素：一个预定的目标（如设定的室温）、一套检测达到或偏离目标的监测设备（如温度计），以及一个反应机制（如加热器、空调器、风扇、水泵、水管、燃料等）。

一个复杂的系统内部通常都有不计其数的调节回路，因此具有较强的自我纠正能力，可以适应不同的状况和影响。在某一段时间里，其中一些调节回路可能是不起作用的，例如核电厂的应急冷却系统，或者人体通过流汗、打寒战来维持体温的机制等，但这些回路的存在对于系统的长期价值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常犯的一个大错误是试图扔掉这些“应急”反应机制，因为它们不是经常使用，而且看起来成本不菲。短期来看，这样做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这样做会大大降低系统对不同状况的适应力。在这方面，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人类对濒危物种栖息地的侵略；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很多人将更多时间用于工作、赚钱，而忽视了个人休息、娱乐、社交和思考的时间。

调节回路具有将相关联的存量保持在预定目标值附近的能力。这主要取决于该回路上所有参数和连接的组合状况，它们决定了调节回路监测的准确性与速度、反应的灵敏度和力度、校正流量的直接性以及规模。有时候，这些地方就存在着杠杆点。

正如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是一种调节型的反馈系统。它们的确具有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例如价格会随供求状况而波动，并对供求状况进行调节，使其保持相对的平衡。对于生产商和消费者来说，价格是市场的“晴雨表”，是核心的信息枢纽。价格机制越清晰、透明、及时和准确，市场的运作就越顺畅、有效。如果价格反映了全部的成本信息，消费者就能知道自己实际可以支付多少，而生产商也知道自己以一定的效率来生产可以赚到多少。毫无疑问，公司和政府都注意到了市场价格的杠杆效应，并且试图通过补贴、税赋以及其他方式对其进行调节，但是实际效果往往南辕北辙。

实际上，这些调节扭曲了市场信息，从而弱化了市场信号的反馈力度。在这里，真正的杠杆其实是顺其自然，不要干预，包括反垄断法、广告法、防治污染法、反不当补贴法，以及其他各种干预市场自由竞争的措施。

如今，一些强化和澄清市场信号的方法（如全成本核算等）不会走得太远，因为另外一些相关的调节回路被大大削弱了，包括民主政治体制。从它的设计原理看，已经在人民和政府之间设置了自我纠正的反馈机制。人民享有选举其代表的权力，并通过信息公开，了解他们选出的代表的所作所为，从而据此做出投票，决定让其继续履职或下台。这一过程的有效运作，有赖于选民和民选代表之间的信息流是自由、完整、准确的。为此，国家每年都要耗费数十亿美元，以防止信息的偏差。如果让那些试图扭曲市场价格信号的人有权力影响政府领导，允许其散播对其合作伙伴有利的信息，这些必不可少的调节回路将难以有效运作。市场和民主都将受到侵蚀。

在寒冷的冬日，人们通常都会紧闭门窗。只有这样，温度调节器系统才能正常运作。如果你把所有门窗都打开，与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相比，该系统的调节能力就不匹配了，室温会迅速下降，温度调节器系统就不起作用了。

再如，以前人们依靠传统的捕鱼设备，海洋渔业生态具有良好的调节能力，但是后来，人们发明了声呐定位、大功率拖船以及其他一些先进的设备，使得捕捞能力迅速增加。与这种变化相比，海洋系统的调节能力难以应对，海洋渔业资源迅速退化。

类似地，随着一些大企业的崛起，主导产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需要政府加大检查和控制的力度；经济全球化也使得跨国监管和全球治理显得越来越重要。

为了改善系统的自我校正能力，我们需要增强调节回路的力量，以下是一些实例：

• 通过预防医学、锻炼和良好的营养补给，来提高人体战胜疾病的能力；

• 推行综合治理，鼓励增加自然的捕食者来控制害虫；

• 通过信息公开法案，来限制政府的舞弊；

• 建立环境破坏监督报告系统；

• 保护举报者；

• 对私营企业征收排污费、污染税、履约保证金等。

7.增强回路：驱动收益增长的反馈力量#

调节回路是自我修正的，而增强回路是自我强化的。它每运作一次，就能获得更大的强化自身运转方向的力量，使系统的行为朝原有方向越转越快。

例如，越多的人患上流感，就有更多的人被传染；新生儿越多，他们长大之后就会生育更多的孩子；你在银行里的存款越多，你得到的利息就越多，从而让你的钱更多；土壤流失越严重，地上的植被就越稀少，土壤就越容易板结并被雨水冲走，从而导致更多的流失；临界物质中的高能中子越多，它们与原子核的碰撞就越多，从而产生更多的高能中子，导致核爆炸或熔毁。

增强回路是系统中出现增长、爆发、腐蚀和崩溃的根源。如果系统中存在一个不受抑制的增强回路，该系统最终会被其摧毁。这就是它们比较罕见的缘故。通常，或早或迟都会激活一些调节回路，来抵消其影响。

对于流感来说，易感人群都感染了，或者人们采取了更有效的预防措施，流感的增强回路就受到了抑制；对于人口增长来说，随着人口增加，死亡率也会上升，与出生率持平，或者人们看到了不加限制地生育的后果而采取各种节育措施，使出生率降低，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强回路就会受到限制；对于土壤流失来说，所有土壤都被冲刷走了，露出了岩层，而数百万年之后，岩石也会粉碎变成新的土壤；或者人们停止了过度放牧，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土壤流失也会慢慢减少、停止。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最初的结果是增强回路若不受约束可能出现的状况，后者则是在增强回路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调节回路，对其进行干预，以减少增强回路自我放大的力量。

在世界模型中，人口和经济增长率都是杠杆点，因为只有减缓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才能让很多调节回路有时间发挥作用，包括技术、市场和其他调节措施，所有这些机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间延迟。同样，当你开快车时，降低行驶速度，是预防交通事故更为有效的杠杆点，而不能光指望刹车的响应速度或者其他先进的驾驶技术。

我们在前面讲过，在社会中，有很多增强回路使得资源向竞争中的赢家倾斜或集中，使得他们在其后的竞争中变得更为强大，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富者愈富”的陷阱。富人因有余款放贷而获得利息，穷人却要因匮乏资金而贷款并支付利息；富人可以雇用理财师和会计师，找到政治上的靠山，在扩大收入的同时减少税赋支出，而穷人却做不到；富人可以让其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给其丰厚的遗产，而穷人也做不到。与“富者愈富”强大的增强回路力量比起来，“反贫穷项目”的调节回路是软弱无力的，难以奏效。相反，如果能够弱化增强回路的力量，就可能有效得多。一些值得探讨的做法包括征收累进式收入税、遗产税，以及提高社会公共义务教育水平等。如果富人可以影响政府削弱而非强化这些措施，那么政府本身就从一个平衡调节性结构转变为一种强化“富者愈富”系统的力量，后果不堪设想！

当围绕出生率、利率、（土壤）流失率以及与“富者愈富”等增强回路有关的地方去寻找杠杆点时，越深入，通常收获也会越大。

6.信息流：谁能获得信息的结构#

在第4章中，我们探讨了荷兰在住房开发过程中安装电表的故事，一些电表被安装在地下室，另外一些则被安装在前厅。在房间没有其他区别的情况下，后者家庭的电力消耗比前者低 30%，差别仅仅在于电表是否被安装在更容易被人们看到的位置。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说明了系统的信息结构是一个高杠杆点。它不涉及参数的调整，也不是对现有反馈回路的强化或弱化。它是一个新的回路，让人们在之前得不到信

息的地方可以获得反馈。

信息流的缺失是系统功能不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增加或恢复信息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干预方法，而且通常比重建系统的物理基础设施更为容易、成本低廉。举例来说，摧毁全球渔业的“公地悲剧”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在渔业资源状态（即海洋里还有多少鱼）和捕捞能力投资决策（即是否要投资建设大功率的渔船）之间，几乎没有反馈回路。与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不同，我并不认同鱼的价格可以提供上述反馈信息。相反，当鱼越稀缺时，鱼的价格就越高，也就让捕鱼人觉得更为有利可图，从而不辞辛苦地出海，把仅剩的一点儿鱼也捕捞殆尽。这是一个不恰当的反馈，是一个最终导致崩溃的增强回路。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价格信息，而是剩余鱼群数量的信息。

在恰当的地点、以有效的方式恢复缺失的反馈是非常重要的。以另外一种“公地悲剧”抽采地下水为例，仅仅告诉每一个用水者“地下水位正在下降”的信息是不够的，甚至可能导致人们竞相把井打得更深。相反，把用水价格与地下水的蓄积量挂钩，也就是说当抽采速度超过地下水的补充速度时，迅速提高水价，可能更为有效。

其他一些强制性反馈的例子并不难找。想象一下，纳税人可以得到政府的详细信息公开，及时了解到自己缴纳的税款的用途；每一个城市或公司的取水管都放到同一条河的下游，让它们马上能够了解到自己排放出去的污水的情况；任何一个打算投资建设核电厂的政府公务员或企业老板，都得在自家的草坪上堆放核电厂排放的废物；每一位鼓吹宣战的政客都得自己上前线……

从人性的角度上看，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倾向，即人们避免对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反馈回路缺失了，也能说明为什么这类杠杆点受一般大众的欢迎，而在那些有权势的人那里不受欢迎。同时，如果你有了权力，可以这么做，我相信也是有效的。

5.系统规则：激励、惩罚和限制条件#

规则定义了系统的范围、边界和自由度。例如，《圣经》上说“不可杀人”；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总统的任期为 4 年，并且连任不超过两届；商务活动的基本规则是“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棒球的规则是每队 9 个人，你需要触到每一个垒，三次击球失败就出局；如果你抢劫银行并被抓住，就要去坐牢。

宪法是社会规则最典型的例子。物理定律（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些绝对规则，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否理解或喜欢它们，它们都起作用。法律、处罚、激励以及非正式的社会约定都是一些人为规则，强度依次降低。

为了展示规则的力量，我会在课堂上让我的学生想象一下，如果改变大学的规则，会是一幅什么景象？假设让学生来评价老师，或者相互评价；假设没有学位，当你想学习一些新东西时，你就来上大学，学到了就离开；假设根据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来授予教授职位，而不是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假设以小组为单位来评分，而不是个人……规则一变，情况肯定大有不同。

当我们努力重塑规则，并且明白这些规则的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时，我们才能真正懂得规则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当国会制订新的法律时，说客会云集于首都；为什么负责解释和制定宪法的特别法院，甚至比国会的权力还要大（宪法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如果你想了解系统功能失调最深刻的原因，那就特别留意这些规则以及什么人拥有控制规则的权力。

当别人向我介绍了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后，我的直觉系统使我警觉了起来，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这一体系的规则由大公司制定，运作也由大公司把持，服务于大公司的利益。它的所有规则中几乎排除了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任何反馈。它的大部分会议也是封闭的，甚至对于媒体也是不公开的，没有信息流，没有反馈。它迫使各个国家进入一个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增强回路之中，相互竞争，并且弱化环境与社会的安全保障，以便能够吸引到公司的投资。这些“处方”将触发“富者愈富”的回路，产生巨大的权力集中和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并最终自己把自己摧毁。

4.自组织：系统结构增加、变化或进化的力量#

有机系统和一些社会系统具有的最神奇的功能，是它们能够通过创造全新的结构和行为，彻底改变自身。在生物系统中，这种能力被称为“进化”；在人类社会、经济领域，则被称为技术进步或社会革命。用系统的语言来讲，这被称为“自组织”。

“自组织”意味着系统可以改变自身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增加全新的物理结构（如大脑、翅膀或计算机等）、增加新的调节回路或增强回路，或者新的规则。

人类的免疫系统有能力对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各种伤害做出应对、人类的大脑可以捕获新的信息并突然冒出一些全新的想法，都是这个原理。

自组织的力量看起来非常神奇，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神秘的、不可思议或神化了的事物。比如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经常把技术当做魔法来对待，它们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也没有什么成本，但是每年可以稳定地对生产力的提高起一些作用。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大自然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多样性保持着同样的敬畏之心，也有很多人相信，只有一个神奇的造物主才能做到这一点。

对自组织系统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神奇的造物主，他也不能创造出进化的奇迹。不管是他、她或者是它，只不过是设定了非凡的自组织规则。这些规则在全局上左右着在什么情况下，系统应该在哪儿、如何、做哪些增减。

复杂的科学研究表明，通过计算机模拟，只是根据一组很简单的规则，就能够衍生出非常复杂、令人惊讶的模式。DNA 携带的遗传代码是所有生物进化的基础，它也只是由 4种不同的字母组成，每 3 个字母组合成不同的单词。这种模式及其复制和重组的规则，对于一些物种来说，保持了 30 亿年未变，而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涌现出了难以想象的自我进化的生物变种，有的很成功，有的则失败了。

要想实现进化，自组织机制需要一些原材料，以及一些实验、变异和测试，以便能够从海量、多变的信息存量中选择出可能的模式，并对各种新模式进行检测。对于生物进化来说，原材料是 DNA，基因突变是多样性的来源之一，测试机制是环境变化、适者生存。对于技术演进来说，原材料是各种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通过多种机制，例如图书馆、论文以及人的大脑等，创造、继承和累积、存储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多样化的来源是人的创造力，而测试机制可能是市场竞争，也可能是政府和基金会组织的赞助，或者符合人们的需求等。

当你理解了系统自组织的力量，你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与经济学家推崇的技术相比，生物学家更加推崇生物多样性。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和积累，DNA 的存量非常巨大，具有难以想象的广泛的多样性，这正是无限进化潜能的来源。相比之下，虽然科学图书馆、实验室、大学以及研究人员等也有很多，一代代研究者不断被培养、从事研究，构成了人类技术潜能的来源，但这显然是无法和生物遗传基因的多样性相比的。当今时代，大量物种濒临灭绝，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从系统的角度看，这对于生物进化来说就是在犯罪。这就像把某个科学分支或领域的所有书籍、杂志全部销毁，或者让某一类科学家全部消失一样。

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人类文化上。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人类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储藏着各种行为指令的集合或保留剧目，它们也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宝贵财富和源泉。不幸的是，人们并不那么珍惜或欣赏社会文化中所蕴含的宝贵的进化潜能。相比而言，人们对此的重视度甚至还比不上对地松鼠某一项基因变异的关注。在我看来，部分原因在于几乎每种社会文化都有一种信念，即认为只有我们的文化才是最优的。

强调单一的文化认同关闭了学习的大门，也削弱了人类社会的适应力。任何系统，包括生物、经济或社会，如果变得如此单一，也就会变得僵化、难以自我进化；如果某一个系统，在结构上鄙视、限制实验，不允许差异和多样性的存在，并消除了这一创新的原材料，从长期来看，将注定灭亡。要记住，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是高度多元化的。

在这里，介入点是很明显的，但通常并不受欢迎，那就是：鼓励多样性和实验。在很多人看来，多样性意味着“失控”——让一千种花朵自由绽放，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谁喜欢这样呢？还是让我们更稳妥一些吧，把杂草除掉，种上自己喜欢的花朵，这样会显得更为美观、整洁。但是，消除了多样性，无论对于生物系统，还是对社会、文化，或者市场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

3.目标：系统的目的或功能#

为什么系统的目标是一个杠杆点，而且要比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更为优先考虑？这是因为，推动人们试图控制、消除多样性的动因，正是系统的目标。如果目标是将全世界都置于一个中央计划体系的控制之下，就像成吉思汗、基督教会、迪士尼或沃尔玛等构建的“帝国”一样，那么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可能的选择，例如物理存量和流量、反馈回路、信息流，甚至是自组织行为，都可以转化为实现这个目标上。

这就是我不参与关于“基因工程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辩的原因。就像所有技术一样，是好是坏取决于谁来使用它以及要实现什么目标。唯一可说的是，如果公司将其用于生产市场化的产品，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选择机制以及进化的方向，与我们这个星球上目前所见的所有事物都不同。

就像前文我们提到的单一循环的例子显示的那样，系统内大多数调节回路都有自己的目标——保持浴缸里的水位、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保持充足的库存量、保持足够的蓄水量。对于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言，这些目标都是重要的杠杆点。大多数人其实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如果你想让屋里更暖和一些，你会去调节空调的旋钮，将其设定到合适的温度。但是，对于那些更为复杂的系统整体而言，也存在更大的、但更不明显的高杠杆性目标。

即使系统里的人也经常认识不到他们所在的系统整体的目标。“为了赢利”，大多数公司都可能这么说，但那只是一个规则，是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那么，这场游戏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了成长、增加市场份额，还是将世界（包括顾客、供应商和管理者等）更大程度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司的运作就需要逐渐扩大掌控范围，以规避不确定性。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

很早之前就认识到了公司的目标是侵吞一切。其实，这也正是癌症的目标。实际上，这是每一个有机群体的目标。但是，因为总有一些更高层次的调节回路，去限制某个局部获得主导权，使之无法极力成长并最终控制整个系统，所以只有当这些回路无法奏效时，才会出现这样最差的状况。

例如，在市场体系中，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的目标，会超过单个公司消灭所有竞争对手的目标；在生态系统中，维持种群平衡和进化的目标，会超过单个个体无限制繁殖的目标。

我在前面说过，只要系统结构不变，改变系统中的参与者只是一个低层次的干预方式，除非那个参与者有权力制订规则，并可改变系统的目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效果却往往令人惊讶。组织中一位新领导者上台了，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把成百上千甚至数百万聪明而理智的人带往了新的方向，从达特茅斯学院到纳粹德国，都是如此。

这也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所做的，我就曾亲眼目睹。在他入主白宫之前，有位著名的总统曾说过：“不要问政府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政府做什么。”大家都能肃然接受这样的观念。然而，里根一再表示，目标不应该是让人民去帮助政府，也不是让政府去帮助人民，而是让政府减少干预。可能有人会说，为了更大的系统变革和公司权力的增长，他不得不出此下策。我也曾这么想过，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里根上台之后，美国的公共政策乃至全球舆论，都被完全改变了。

所以，系统中的某个参与者可以清晰地设定、阐述、重复、支持并坚持新的目标，从而引导了系统的变革，里根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2.社会范式：决定系统之所以为系统的心智模式#

福瑞斯特关于系统的另一个著名论断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的税法是如何制定的并不重要。这里面有一个社会公认的观念，即税赋的公平分配问题。不管税法上怎么说，公平或不公正，复杂或简单，关于欺骗、豁免或抵扣、起征点、实际的税款支付方式等，都会逐渐符合社会公认的“公平”

观念。

这些社会公认的观念，一些潜在的基本假设以及关于社会现实本质的普遍看法，构成了社会的范式（paradigm），或者是一整套世界观，它们是人们普遍相信的、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一系列基本假设、规则或信念。这些信念都是隐含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它们，因而无须特别申明。

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某件事物的真实价值，金钱也有其真实的含义。因此，如果人们都不愿意多付钱，那就意味着这件东西不值钱。再如，人们普遍认为成长是件好事情；大自然是富含资源的宝藏，可以为人类服务；自然进化的进程被“智人”的出现终止了；个人可以“拥有”土地，等等。这些只是我们当前文化中很少一些有关社会范式的基本假设，而这些假设在另外一些文化中很可能是匪夷所思或惊世骇俗的。

对此，美国作家爱默生这样写道：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会本能地以自我为中心，对其周边的物质存在做出反应，这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状态。为了了解这一点，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周围的每一个真理和错误、每一个人内心的想法，包括与你息息相关的社会、住房、城市、语言、各种各样的仪式、礼节、报纸杂志等；观察一下今天的各种想法；观察一下原木、砖块、石灰和石头如何被组合成方便人们居住的形状，以符合大多数人头脑中的主流想法……当然，它符合以下规律，即思想的轻微改变将被迅速放大，导致外部事物的显著变化。

古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因为他们相信在人死后还有来世。我们建造了摩天大楼，因为我们相信市中心的土地很值钱，寸土寸金。不管是哥白尼和开普勒发现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还是爱因斯坦论证了物质和能量是可转换的，或者是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中单个主体的自私行为汇集起来，却能令人惊奇地产生出集体的福利”，凡是在范式层面上采取干预措施或推动变革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杠杆效应，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系统。

你可能会说，范式比系统中的其他东西都更难改变，因此这一项应该放到寻找杠杆点的清单中的最后一位，而不是倒数第二位。但是，在范式变革过程中，没有任何物理的变化，也无需昂贵的代价，甚至也没有时间延迟或是缓慢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转变可以在毫秒之间发生，所需要做的只是头脑中的一闪念、眼睛一眨或者采用一种新的观察方式。当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将是另外一码事——人们抵制范式的转变，远甚于抵制任何其他变化。

所以，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范式呢？研究科学范式变革的著名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

• 你需要持续地留意，在旧的范式中有哪些异常和失效之处；对于新的范式，你需要不停地宣讲和行动，并持之以恒。

• 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新范式已被接纳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之中，切身体验新的范式。

• 不要与反对改革的人接触，浪费时间；相反，你要与积极的变革代理人合作，置身于心胸开阔、愿意接纳新事物的社会人群之中。

系统结构师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建构系统的模型来改变范式。因为建模的过程会让我们跳出系统之外，使我们把系统视为一个整体。我个人曾经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过自己的范式。所以，我想告诉你，这种方法确实有效。

1.超越范式#

与改变范式相比，在更高的层次上，还有另外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使自己摆脱任何范式的控制，保持灵活性，意识到没有范式才是“真实”的。每一个人在认识世界方面都有巨大的局限性，这个世界太大、太复杂，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力和认知范围。即使那些能够持续不断地塑造和调整自己世界观的人，也无法对这个世界拥有完整的认识。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受范式的控制，从而对每一种事物的多种可能性视而不见，偏执一端，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其他看法都是错误或荒谬的，并迅速地反对其他看法，在自己认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在“空”的境界里，就没有权力与控制，没有决断，甚至没有存在的缘由，更没有无谓的作为，内心深处不执著于某一个信念。虽然这种境界看似玄妙，但事实上，每一个接纳该观点的人，不管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都会发现这将是彻底放下的基础。如果没有任何范式或世界观是正确的，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可以选择任何合适的手段。如果你对于如何达成目标没有任何想法，你可以仔细观察大自然的运作，倾听宇宙之

声。

正是在这个超越范式的自主空间里，人们可以抛弃一切贪念，放弃控制、执著、封闭，打破一切统治、禁锢的枷锁，活在永恒的愉悦之中，即使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被钉死十字架上，或者遭受其他迫害，但是其影响力仍然会持续上千年。

进入谦卑的“空”#

由于系统是高度复杂、特异且动态变化的，要想有效地干预它，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我在这里给出的清单也只是一家之言。它们是一些可能的选择，顺序也不是固定的。在每一项中，都有很多的例外，你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它们的顺序。虽然这些想法多年来一直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但我也没有因此变成“超人”。杠杆点所处的层次越高，杠杆作用就越大，系统抵制变化的力量也就越强——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总是会排斥或者消灭那些真正开悟的人。

但是，即使我们知道杠杆点在哪儿，以及可以往哪个方向去推动它，却也往往很难理解它的神奇效力，更难掌握和使用这些杠杆点。你必须努力思索，审慎地分析系统，并抛弃自己的范式，进入谦卑的“空”的境界。最后，看似无为，却可能是最为根本性的、战略性的、有效的杠杆点；看似疯狂，放下一切，却能优雅地与系统共舞。

* * *

[1] 罗马俱乐部是一家由企业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体，在20世纪70 年代曾资助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动力学小组，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对世界人口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原因及后果进行研究。该项研究成果——《增长的极限》一书出版后，受到全球广泛关注。——译者注

与系统共舞：系统的15大生存法则#

在工业社会长大的人，若热衷于系统思考，很可能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可能会假定，通过系统分析，可以认清系统中的相互联系以及复杂纠葛，借助计算机的威力，最后找到预测和控制系统的钥匙。不幸的是，这是错误的观念，其根源在于工业时代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即相信存在一把预测和控制的钥匙。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所有这些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系统学专业的学生都是这么假定的。我们或多或少都天真地认为，通过学习，就可以练就一双洞察复杂世界的“慧眼”。大家都为此而着迷，努力钻研，如同许多前人所做的一样。但是，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发现。这么做并不是想存心欺骗他人，只是表达了个人的意愿或期望。对我们来说，系统思考不仅是微妙、复杂的“头脑体操”，更是为了让系统高效地运作。

就像一位即将开始印度探秘之旅的探险者却误打误撞闯进了西半球一样，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但它们根本就不是我们自认为的那样。系统思考与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观察、分析、认知世界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后来，随着对系统思考的理解日渐深入，我们慢慢发现，系统思考的价值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还要大，只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

我们认识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理解了如何修补一个系统和实际动手去修补它，完全是两码事。之前，我们曾就“实施”这一话题进行过很多次热烈的讨论，当时，我们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是“如何让管理者、市长和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接受我们的建议”。

然而实际情况是，就连我们自己也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我们理解了上瘾的结构，也多次给别人讲解，但我们自己却不能一天不喝咖啡；我们都知道目标侵蚀的动态特性，但我们自己的慢跑又能坚持多久呢？我们一再警告别人不要陷入竞争升级和转嫁负担的陷阱，但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家人时却又一再犯类似错误。

社会系统是人类文化思考模式的外在体现，也是深层次的需求、情绪、优势和劣势的反映。改变它们绝非易事，不是简单说一句“我们现在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就能改变，也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改变的好处就能改变。

我们认识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系统洞察力会让你产生更多的问题。虽然对系统的洞察力让我们理解了很多之前所不曾理解的事情，但它们不能帮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事实上，你所理解的事情越多，新出现的问题也就越多。就像人类所发明的其他透镜一样，系统思考也能让我们透视微观世界和宏观宇宙，发现很多神奇的事物，在过去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难以理解的奇迹，但同时它也能让我们发现很多新的奇迹。借助这一项新工具，我们能够揭开很多根植于人类思维、心灵深处的神秘事物，更好地理解系统如何运作。下面，我列举了我们发现的几个问题：

系统思考者并非首批或唯一提出类似这些问题的人。当我们开始探询这些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各个学科领域、图书典籍、历史记录，也都曾问过同样的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给出过答案。我们的研究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我们的答案，甚至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系统思考工具本身，它发端于工程学和数学，应用了计算机技术，受机械论思维模式的影响，追求对系统的预测和控制，这让它的实践者会面临人类最深刻的未解之谜。我坚信，即使对于最坚定的技术统治论者，系统思考也会让我们发现，要想应对这个充满各种复杂系统的世界，需要的不只是技术统治。

自组织、非线性、反馈系统从本质上是不可预测和被控制的，因此，我们只能以最为一般的方式去理解它们。想要准确地预见未来并完美地提前做好准备，是不现实的；想要让复杂的系统只做符合我们期望的事情，也是不现实的。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是暂时地实现。我们永远无法完整地理解这个世界，无法像还原论者所期望的那样彻底解构这个世界。科学本身，从量子理论到模糊数学，都会引导我们走入无法回避的不确定性之中。只要不是最为琐碎、具体的目标，我们就无法将其优化；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到底要优化什么；我们也不能跟踪每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虽然我们人类常把自己当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征服者，但无论是对于大自然，还是人与人之间，抑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各种组织，我们都尚未建立起一种恰当的、可持续的关系。

对于那些坚信自己是宇宙主宰的人，系统思考所揭示的不确定性是令他们难以接受的。如果你不能理解、预测和控制系统，那该怎么办呢？

然而，只要我们认识到并愿意放弃控制的错觉，稍加等待，系统思考就能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如此鲜明耀眼，那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大的作为空间，但要换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我们不能让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大千世界变得四平八稳、毫无意外，一切尽在掌握，但我们可以预料到各种意外，从中学习，甚至能从中获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系统之上，但我们可以聆听系统的声音，听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并发现如何顺应系统的特性，使我们的价值观更好地与之匹配，从而创造出另外一些更好的事情来，而这都是无法只靠我们的意志来实现的。

我们无法控制系统，或将其搞清楚，但我们可以与系统共舞！

我已经知道这一点可以做到。通过漂流、园艺、演奏音乐和滑雪，我懂得了如何与大自然伟大的力量共舞。这些都需要一个人保持完全清醒、高度关注、竭尽全力，并对各种反馈做出快速响应。对于我来说，这些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在我从事研究、管理、政府公务和与人相处时，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需要同样的投入，从我们开发的每一个电脑模型中涌现出来的信息，也需要与系统共舞。要想成功地在这个系统的世界里生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不只是计算能力。我们需要奉献出全部的人性，包括理性分析、识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直觉、同理心、对未来的期许以及道德的力量，等等。

在本章中，我试图总结出一些最为通用的“系统智慧”，作为本书的结尾。这些都是我个人通过对复杂系统的建模以及与众多建模者共同探讨而学习到的，是我亲身收获的一些经验教训，是植根于系统的基本原理之上提炼出来的一些概念和实践做法，虽然不尽完美，但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应用它们、感受它们。它们是基于反馈、非线性和自组织等世界观之上的一些行为。当达特茅斯大学那位工程学教授注意到我们这些搞系统的家伙是“另类的”，并且疑惑为什么我们的看法与他有差异时，我想，这些可能就是他发现的不同之处。

我在这里列出的清单可能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依然是系统思考学派中的一名学生。同时，这也不是学习和应用系统思考的“独门秘籍”，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学会与系统共舞。但是，大家可以把它作为学习与系统共舞的起点。我注意到，当我的同事们遇到一些新的系统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这么做。

跟上系统的节拍#

在你想以任何方式去干预系统之前，首先要观察它是如何运作的。如果它是一首乐曲、一段激流或者是某种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就要研究它的节拍；如果它是社会系统，就要观察它是如何运作的。研究它的历史，询问那些曾长期关注它的人们的意见，让他们告诉你曾经发生过什么。如果可能的话，去寻找或者制作一张图表，显示系统实际数据的时间变化态势——人们的记忆不是一直很可靠的，尤其是对于相对久远的事件。

这一方针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然。除非你能养成这样做的习惯，否则就会多走很多的弯路。从系统的行为开始，强迫你自己关注于事实，而不是各种理论。同时，这也有助于防止你快速陷进自己的信念、误解或其他类似误区之中。

在我们周围，其实有太多的误解，几乎到处都是。

比如说，很多人坚信年降水量在减少，但是当你查看年降水量的数据之后，你会发现，真实情况是降水量的波动性增加了，并非降水量绝对值的变化——干旱程度是加剧了，但洪涝灾害也更大了。再如，当一些权威专家宣称牛奶价格要走高之后，真实情况是牛奶价格持续走低；当专家告诉我汇率会下降时，其后的情况却是汇率一路走高；虽然人们一直预期财政赤字会下降，但赤字占 GNP 的比例却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大。

观察系统中的各种变量如何一起变动或者不一致地变动，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你要去观察真实发生的状况，而不是听人们对于发生的状况的解释，这样可以规避许多有意或无意的因果假设。例如，新罕布什尔州每一位行政委员看起来都支持减税以支持城镇的发展，因为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税率和增长率是有关联的，但是如果你把增长率和税率做成一张图，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分布是随机的，如同新罕布什尔州冬日的夜空繁星，完全没有内在的关联。

从系统的行为开始，也能把个人的思想引导到动态的分析上，而不是静态的研究——不只是问“哪儿出了问题”，也包括“到底是怎么弄成这样的？”、“是否有可能是另外的行为模式？”、“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继续发展下去，事情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同时，注意了解系统的力量，你可以问：“在系统里，什么运作得很顺利？”从几个变量的历史数据开始，以散点图的方式去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发现系统中存在哪些因素，也可以了解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连接的。

最后，从历史数据开始，也能让人们根据系统的真实行为去定义问题，而不是用通用的或假想的趋势来干扰或分散注意力，掩饰因为“没有我们偏好的解决方案”而产生的不安感。倾听任何讨论，不管是在家庭中的对话，还是在公司会议上的意见分歧，或者是媒体上专家们的辩论，并且留意观察人们是如何得出解决方案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预测、控制”的模式，或者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没有关注系统的状况及其原因。

把你的心智模式展现在阳光下#

当我们画出系统结构图，并接着写出来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方程式，这样就强迫我们把自己内心隐藏的各种假设投射出来，并精准地表述它们。因为我们的模型需要保持完整、符合逻辑，并且前后一致，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关于系统的每一个假设都摆出来，让其他人（也包括我们自己）能够看到它们。虽然心智模式是非常微妙的，但一旦要放到模型中，我们的假设就不能再摇摆不定，在某一次讨论中这么说，到下次讨论时又那么说，前后矛盾，显然是行不通的。

你不必非得以系统结构图或方程式的方式来表露自己的心智模式，尽管这样做是非常好的方法。你也可以通过语言、列表或者图片、箭头等方式，来表达你的想法，什么东西与另外一些东西存在关联，这些都包含着你的心智模式。不管以什么方式，你这样做得越多，你的想法就会变得越清晰，你承认各种不确定性并修正自己错误的速度就越快。这样，你就能学到更多，变得更为灵活。

请始终牢记，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以及任何人知道的任何事，都只是一个模型。把你的模型拿出来，放到人们看得见的地方，再邀请其他人来挑战你的假设，并补充说明他们自己的假设。这样做不是为了比较、选出哪种假设、解释哪个模型是最好的，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可能的解释，并把它们都当做是合理的，除非你发现了一些证据，让你可以排除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要保持警惕，因为其中可能包含着你自己的情绪或偏好，让你选择性地看到支持你的观点的证据，或者剔除掉了你自己不认同的一些假设。

把模型也拿出来，放到阳光之下，让它们尽可能地精确，用各种证据对其进行检验，如果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撑，也应该勇于舍弃。这就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但是，即使在科学研究领域，这样的做法也不常见，更不用说在社会科学、管理学、政府管理或日常生活中，就更为罕见了。

相信、尊重并分享信息#

到现在，你应该已经了解了信息如何把系统结合到一起，并且知道信息的延迟、偏差、分散或缺失如何使得反馈回路的功能失调。很明显，如果决策者缺少信息，他们就无法做出应对；而如果信息不正确，反应也不可能正确；如果信息是滞后的，更不可能及时做出反应。在我看来，系统中的大多数错误，都是由于信息的偏差、延迟或缺失所致。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向各位再多提醒一点：你不能歪曲、延迟或隐瞒信息。如果扰乱了系统的信息流，系统的运作就会陷入混乱或疯狂。相反，如果能使信息更及时、准确、完整，系统就会运做得更好，轻松而自在。

例如，1986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新的《有害气体排放法案》（The Toxic Release Inventory），要求美国所有公司每年向政府报告它们所有工厂对外排放的有害气体总量。通过《信息自由法案》（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众可以获得这些信息。从系统的观点看，后者堪称是整个美国最重要的一部法律。1988 年7 月，第一批有关化学排放的数据被公开。虽然报告了的排放就不算是非法的，但是把它们发表在企业年报上也不怎么好看，尤其是那些被列入“本地区十大排放单位”之列的排放大户压力更大。因此，虽然没有法律诉讼，没有强制性的减排指标，没有罚金，没有惩罚措施，但情况就发生了明显改善。在两年之内，全美国的化学排放量减少了 40%（这只是从报告的数字来计算的，我们假定它也是符合事实的）。一些公司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计划将其排放量减少 90%，这仅仅是因为之前被企业内部控制的信息被公开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就是权力。任何对权力感兴趣的人都会很快认同这一观点。媒体、公众人物、政治家、广告发布者等对公众信息传播有一定影响力的机构，都有很大的权力，甚至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在很多时候，它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短期内对信息进行过滤，有选择性地发布信息，并对信息流进行引导。这可能就是我们所在的社会系统经常会变得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

谨慎地使用语言，并用系统的概念去丰富语言#

我们的信息流主要是由语言来组成的，而人们的心智模式也大多是通过词语来表达的。因此，尊重信息首先意味着避免语言污染——尽可能清晰、准确地使用语言；其次，要想办法扩展我们的语言，以便能够更有效地谈论复杂性。

弗雷德·考夫曼（Fred kofman）在一篇系统学期刊的文章上写道：

语言可以作为一种媒介，通过它，我们可以创造出新的理解和新的现实。事实上，我们不是在讨论我们所见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能够讨论的东西。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取决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和语言的交互作用，这两者都是“过滤器”，影响着我们能看到的事物……语言和组织的信息系统都不是客观地描述外部存在的方式——它们从根本上塑造了其成员的感知和行动。要重塑（社会）系统的测量和沟通系统，就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重塑所有潜在的交互作用。与战略、组织结构或文化等比起来，语言作为现实的表述方式，是更为根本的。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不停地在谈论“生产力”，而很少使用或很难理解“适应力”这个词，那么整个社会就将变得更有“生产力”，但“适应力”会降低。同样，如果人们不能理解或使用“承载能力”这个词，整个社会将很快超过其承载能力；如果人们谈起“创造就业”时，就意味着必须要靠公司去做一些什么事，那么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就没有紧迫感和动力，去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公司的使命是“创造利润”，就可能会轻视员工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角色。同样的情况还有“和平卫士”，这可能意味着必须拥有导弹，或者不可避免的“附带损害”，以及可能需要采取的“最终解决方案”或“种族清洗”，包括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所谈论的“暴政统治”。

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我们已经观察到，在过去的大约 150年里，语言在日渐退化，要么是变得没有意义，要么是对其原本含义的破坏。同时，我也相信，伴随着语言的日渐退化，个人和社区的衰变、瓦解也会逐渐加剧……

他接着说道：

随着表述的退化，语言已基本上丧失了标示作用，因为它未被认真地使用，已没有了特定的所指。人们的注意力被各种百分比、分类或抽象的函数瓜分……用户很可能不再需要依赖或指望语言，因为它不能定义任何个人的立场或行动基础。它唯一实用的价值就是支持“专家意见”，大量不带个人色彩的技术行动已经开始了……这将是一种残暴的语言：暴政统治。

为什么爱斯基摩人有那么多词语来形容雪，那是因为他们曾经深入研究和学习如何充分地利用雪。他们已经将雪变成了一种资源，当成了他们可与之共舞的系统。而我们所处的工业社会，只是刚刚开始拥有和使用系统的词汇，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关注和利用复杂性。类似“承载能力”、“结构”、“多样性”这样的词汇，甚至是“系统”这个词，都是旧的词汇，但现在，它们的含义正变得越来越丰富，意义越来越精准。同时，我们也必须学会发明一些新的词汇。

电脑中的文字处理程序有拼写检查能力，这让我必须手工增加一些词语，因为它们原来并不包含在电脑的词典中，包括写作本书过程中常用的下列词语：反馈、吞吐量、次优化、自组织和可持续性。

关注重要的，而不只是容易衡量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数字总是令人着迷的。这让人们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即那些可以测量的东西要比不能测量的更为重要。你要是不信，可以先想一分钟。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认为数量比质量更重要。如果数量是某一个反馈回路的目标，那么它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语言和体系的中心。无论是激励、评估，还是奖励，都离不开数量这个指标。这样的结果就是数量更为优先受到重视。你可以观察和考虑一下，在你周围的世界中，在自己的脑海里，到底是数量还是质量更为突出和重要？

作为系统建模者，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被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同事们所嘲笑，因为我们无法将一些重要但无法衡量的变量纳入模型之中，诸如“偏见”、“自尊”或者“生活质量”等。由于计算机模拟需要数值，我们不得不编造出一些定量化的方法，以衡量那些定性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假设偏见的取值范围位于-10 到+10 之间，0 分意味着毫无偏见，-10 分意味着完全负面的偏见，而+10 分意味着完全正面的偏见，即你不可能做错事。现在，假设某人对你的偏见度是-2，或者+5，-8，这将对你的工作表现有什么影响？

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真的有一次必须把偏见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放到模型之中。^[1]该项研究是一家公司想知道如何更好地对待少数民族裔员工，以及如何帮助这些员工走上公司的领导梯队。我们面试过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偏见和绩效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虽然采用哪种衡量方式是武断的，可以是 1 到 5，也可以是 0 到 100，但是如果不把“偏见”放到研究之中，肯定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试着把“偏见”放到模型之中，并努力去测量它。当公司里的员工被问及偏见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来的几乎都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在此之前我从未在模型中见过此类关系。

如果某件事物难以量化，我们往往对其视而不见或者忽略它，这会导致模型不完善。在前面，你已经知道了系统常见的陷阱，其中包括围绕那么易于测量的东西来设定目标，而不是根据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再掉进此类陷阱。上帝赋予人类的不只是数数的能力，也包括评估品质的能力。希望你能成为一名质量检测员，到处走动，随时随地

检查、确认质量是否达标。

举例来说，如果某件东西是丑陋的、俗气的、不相称的、比例失调、不可持续的，或者道德格调低下、危害环境、有损人格的，就不要让其通过。不要再让“如果你不能定义和测量它，你就不必关注它”这类的说教限制住你的手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定义或测量正义、民主、安全、自由、真理，或者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定义或测量任何价值观。但是，人们却都离不开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去谈论它们，不去检查它们是否存在或达标，在设计系统时也不去设法实现这些目标，它们将不复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

为反馈系统制定带有反馈功能的政策#

吉米·卡特总统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可以用反馈的概念来思考系统性问题，并制定反馈的政策。不幸的是，因为国会和公众并不理解反馈，所以他在面对如何解释自己的想法、以说服国会和公众时，一度感到很困难。

例如，在石油进口量飙升的时期，他建议对美国国内消费的汽油征税。如果石油进口持续增加，汽油税也将进一步提高，直到能够抑制住对石油的需求，并迫使人们寻找石油的替代品，并减少进口。如果石油进口量降至零，汽油税也将降为零。

这一建议没有获得通过。

卡特也曾试图处理从墨西哥偷渡美国的非法移民潮。他认为，只要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在发展机会和生活标准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就什么措施也阻止不了非法移民潮。与其在边境检查和保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如把这笔钱作为给墨西哥的投资，帮助墨西哥发展经济。只要能够坚持下去，移民潮早晚会停止。

但是，这一建议也没有得到采纳。

很显然，对于动态的、自我调节的反馈系统，不能用静止的、刚性的政策来进行管制。虽然根据系统当下的状态设计出一项政策相对容易、快捷，代价通常也不大，但这很难行得通。相反，好的政策必须能够根据系统状态的变化及时地灵活调整。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系统、存在多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不仅要包括反馈回路，也要包括一种机制，对其中的各种反馈回路进行调整（可称之为“调整回路的回路”），适时地进行改变、纠正或扩大。从本质上看，这是把“学习”功能融入管理过程之中，使得政策具备了灵活性，从而能够更好地与系统共舞。

历史上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目的是保护地球大气层中的臭氧层。当 1987 年签署该议定书时，人们对于臭氧层破坏的速度、危害性以及各种化学物质对臭氧层的破坏作用等，都不太确定。因此，议定书设定的目标是，要减少对臭氧层最具破坏力的化学物质的生产和排放速度。但是，它也规定了一种机制，通过持续地监测臭氧层的变化状况，并根据臭氧层被破坏的实际状况与预期的差距，重新召开国际会议，调整逐步淘汰危险化学物质排放的时间表。结果三年后，也就是在 1990 年，该议定书被重新调整，加快了减排和淘汰的速度，并增加了更多的化学物质，因为臭氧层被破坏的速度以及危害性远大于人们在 1987 年预计的状况。

这就是一个带有反馈功能的政策的例子，它的结构之中具有学习的功能。我们希望它能及时地发挥作用。

追求整体利益#

请记住，层级组织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最底层，而非最顶层。千万不能放大系统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子系统的重要性，使其凌驾于系统整体之上，反而忘记了系统整体的存在。这是犯了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同时，正如肯尼思·博尔丁所讲的，不要因为优化某件根本没必要做的事而招来更大的麻烦。因此，要瞄准那些能增强系统整体性能的要素，包括增长、稳定性、多样性、适应力以及可持续性，而不必在意它们是否容易衡量。

聆听系统的智慧#

帮助并鼓励那些有助于系统自我运行的力量和结构。请留意，在这些力量和结构中，有多少是位于层级的底部的。不要成为一个粗鲁、莽撞、没脑子的干预者，破坏了系统内在的自我调节能力。在你介入之前，关注一下那些已经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我的朋友内森·格雷（Nathan Gray）曾在危地马拉担任过援助人员。他告诉我，他对那些援助机构很失望，因为它们的意图是“创造就业”、“增加创业能力”以及“吸引外部投资者”。但实际运行起来时，它们却对当地市场视而不见——在那里，各行各业，从篮子制造、蔬菜种植、牲畜屠宰到糖果销售，大量中小企业和工商业者都正干得如火如荼，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就业岗位”，并在这些工作中展现出了高效的创业能力。内森花了很多时间与当地市场的工商业者交流，询问他们的生活和企业经营，从中学习如何才能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扩展业务规模、增加收入。最后他得出结论，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外部投资者，而是内部的融资和支持。合理的利率、易于获得的小额贷款，以及文化教育、会计服务等，将对整个社区产生更为长期的价值，这比从外面引进一家工

厂或者生产线意义更为重大。

界定系统的职责#

这是系统分析与设计的一项指导原则。对于系统分析，这意味着要搞清楚系统是怎样产生出它的各种行为的，包括有哪些触发事件和外部影响，引发了系统的哪些行为，经过了多少环节，谁在这些环节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等等。有时候，这些外部事件是可控的（如减少饮用水中的病原体，以降低传染性疾病的发作概率），但有些是不可控的。如果只是责怪或试图控制外部影响，将容易使人们忽视系统内部的职责。事实上，在系统内部，总有一些较简单的任务，可以增强自身的职责，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影响。

增强系统的“内在责任”，意味着在设计系统时，要在决策及其结果之间建立起反馈回路，让决策者直接、快速、强制性地看到其行为的后果。就像飞行员位于飞机的前部，面对着所有的仪表，可以直接地了解到自己每一个决策的后果。这样，飞行员就是负起了“内在责任”。

以前，达特茅斯学院每个办公室和教室都安装有单独的温度调节器装置；后来，学院拆除了单独的空调，改造、安装了中央空调设备，由一台电脑集中控制整栋建筑的温度。这样做据说是为了节能，但根据我作为一名基层教员的观察，我认为这样降低了系统的“内在责任”，导致的后果是室温大幅振荡。当我的办公室温度过高时，因为没有办法关闭空调，我只能给温控中心打电话。以前学院曾有巡查人员，隔一段时间（数小时或数日）做一些修正，但经常是矫枉过正，所以后来设立了一部客服电话。但是，这样也不能及时解决问题。在我看来，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系统自己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即让每一位教授都能自己控制室内的温度，然后直接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能量进行收费，这样就可以把“公共物品”（集中温控）变成私人物品，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

再如，为了让系统承担起“内在责任”，应当要求各个城镇或公司都把自己的取水口设在河流的下游，而把排水口设在上游，这样就意味着，如果你自己排放的废水不达标，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而且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对于因吸烟而造成的疾病，或因骑摩托不戴头盔、开车不扣安全带等个人疏乎而造成的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或社会保障基金都不予赔偿或支付。国会在立法时，不能包含自身免责的豁免条款（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条款，比如因积极的行为所产生的招聘需求不受限制，以及无须发布环境影响报告等）。当统治者可以公开宣战但无须自己带着队伍去征战，很大一部分责任就失去了。现在，发动战争可能变得更加不负责任，因为只需要按下一个电钮，就能在很远的地方造成巨大的伤亡，而且按下电钮的人根本看不见任何伤害。

哈丁曾经建议过，如果有人想阻止他人堕胎，就是在违反“内在责任”，除非他们自己真的愿意把孩子抚养成人。

以上几个案例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发读者朋友的思考，在我们当今的文化中，几乎很少在系统中寻找相应的责任，而这是有效行动的根源；同时，在设计系统时，我们也很少考虑让参与各方去承担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去体验他们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保持谦逊，做一名学习者#

经过多年的系统思考研究和实践，我已经学会了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直觉，无需太多的理性思考，我也尽可能地保持这两方面的平衡，但是，我仍然随时准备着应对各种意外的出现。数十年来，我一直在与系统打交道，无论是电脑建模、大自然、人群组织，还是企业系统，我始终提醒自己：每个人的心智模式都是不完整的，而世界是如此复杂，因此我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东西。

当你发现自己不知道时，真正要做的不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也不是回避或畏缩不前，而是学习！而学习的方式就是试验，或者就像是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所说，通过“试错”来学习。在复杂系统的世界中，认准一个方向，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地冲锋陷阵，不懂变通，并不是睿智的做法。即使你确信自己的方向正确，“坚持到底”也可能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你必须随机应变、相机而动。当你没有把握时，假装“一切尽在掌握”，不仅是人们在犯错时经常产生的一种反应，也无法让人们从失败中学习。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采取幅度小而稳妥的措施，持续地监控，认真地观察系统的方向，并且愿意顺势而为，改变自己

的路线。

这其实是很困难的，意味着犯错误并需要承认错误，这更不容易。心理学家唐·迈克尔（Don Michael）称之为“拥抱失误”。但是，拥抱你的失误需要很大的勇气。

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同事，或者任何一个“局中人”，都很难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且有可能照旧前行，就像我们真的掌握了事实、对所有问题都了如指掌一样，我们也会很肯定、相信自己知道事情的后果，期望自己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此外，当我们处理复杂的社会性问题时，我们会假装自己知道要干的事，这只会降低我们的可信度……不信任制度和权威的人数正在增加……认识到不确定性的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改变这一恶化的趋势。

“拥抱失误”就是学习的条件。它意味着搜索、使用和分享“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失误了”的信息，了解哪些与我们的期望或希望的状况不符。“拥抱失误”和承受高度不确定性，都会强化我们个人和社会的脆弱性。通常，我们会隐藏自己的脆弱性，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如此。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接受其责任的人，需要的知识远多于社会上一般的人，也更能深入地发现自我。

庆祝复杂性#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大千世界是混乱不堪的。它是非线性的，狂躁不安，又动态变化；在某一个瞬间，它是一种状态，但到了下一个时刻，它又是另一种状态。谁也不知道它要到什么地方去，根本无法精确地测量，也算不出平衡点。它是自组织的，始终处于进化之中。它同时演化出了多样化和统一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所处的大千世界才如此变化万千，异彩纷呈。

在我们人类的大脑中，吸引我们关注的，往往是直线而非曲线，是整数而非分数，是整齐划一而非参差不齐，是确定无疑而非神秘莫测。但是，我们也存在完全相反的另外一面，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从动态复杂系统中进化而来，被复杂性所塑造，并且处于复杂系统的结构之中。只有一部分人，喜欢把建筑设计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像一个盒子；在人类的历史上，这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种趋势。另外一部分人本能地承认，大自然的设计是分形的，无论是在显微镜下，还是在放大镜中，每一个切面上都有着迷人的、无穷变化的细节。这部分人建造了哥特式的大教堂和波斯人的地毯，创作出了交响曲和小说、设定了盛装狂欢节以及设计了人工智能程序。所有这些都是复杂性的展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欢庆并鼓励自组织、无序、变异和多样性，至少部分人或你的一部分可以。其中一些人甚至将其作为道德准则，就像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Land ethic）^[2]所阐述的那样：“当某件事倾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一致性、稳定性和自然之美时，它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扩展时间的范围#

人类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就是利息，并由此产生了诸如回收期和贴现率等点子，所有这些都为人们忽略长期利益提供了借口。

在工业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考虑的时间范围都是有限的，要么是当前投资的回收期，要么是当期的任期，远远小于大多数家庭的时间范围——后者会持续到孩子长大或孙子辈。而在很多美洲原住民的文化中，他们的决策所谈及和考虑的时间范围长达未来七代。考虑的时间范围越长，生存的机会就会越好。就像肯尼思·博尔丁所言：

大量历史证据表明，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后代身份的一致性，失去了对于未来的积极期望，也将失去处理现在问题的能力，并将很快崩溃……除了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如“我们应该像鸟儿那样筑巢而居”之外，其实我们的后代在某些方面与鸟儿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某个地方糟蹋了，然后再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然而，出于为将来着想的考虑，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

按照系统理论，严格来讲，没有长期和短期的区分。在不同时间范围内发生的各种现象彼此都是相互嵌套和依托的。此刻你所采取的一些行动，除了即刻就会有一些效果之外，也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后仍然残留着一些影响。其实，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着某个人或某些人一段时间之前的一些行动的影响，这些行动可能发生在昨天、去年，也有可能是几十年前乃至数个世纪之前的事情。非常快速的过程和非常缓慢的过程之间的连接，有时候很强，有时候很弱。当那些非常缓慢的过程居于主导地位时，事情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而当非常快速的过程占据主导时，事情变化发展的速度可能让人目不暇接。在一般情况下，系统中大的和小的、快的和慢的，都是不断结合、分解、再组合的。

当你沿着一条崎岖不平、障碍遍布的未知小路散步时，如果低着头、只盯着你脚下的那一两步，无疑是很不明智的。当然，只盯着自己前面的伙伴，从不注意自己的脚下，也很愚蠢。这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既要关注长期（前方的路况），又要留意短期（脚下的状况）。

打破各种清规戒律#

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教科书上是怎么说的，或者某个专家是如何认为的，你都不要盲从，放弃所有的规则，只要紧紧地遵从着系统的指引就可以了，无论它去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这样毫无疑问会打破很多传统的清规戒律。为了理解系统，你必须学会向生态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们学习，当然也不能局限在这个范围内。你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的术语行话，以及他们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它们整合起来，融会贯通。当然，这并不容易。

把系统视为一个整体，要求人们的思考必须“跨领域”，也就是把不同学科或领域的人放到一块儿，让他们相互交流、切磋、研究。要想让“跨领域”沟通真正奏效，必须有一个待解决的真实问题，而且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必须真心愿意参与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只是学术研究。大家必须都进入到真正的学习模式，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愿意接受新的知识，不只是相互学习，而且要向系统学习。

这完全可以做到。一旦做到，这将非常令人振奋。

扩大关切的范围#

要想在一个充满了各种复杂系统的世界中生存，你不仅需要扩展时间范围，也要拓宽思考范围，也就是说扩大你的关切范围。当然，这样做也符合很多文化中的道德规范。我们姑且不论道德上的争论，但从系统思考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真正的系统是相互连接的，我们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都与他人以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不可分割。在这个事物存在普遍联系的世界里，任何一项事物，如果离开了其他相关联的事物，都很难单独存在。

例如，如果你的肺不工作了，心脏也不可能像往常一样继续跳动；如果员工都不干了，你的公司也无法顺畅运作；如果洛杉矶的所有穷人都不在了，富人也将不复存在；如果非洲不存在了，欧洲也不会稳定如初；如果全球环境被破坏了，全球经济也将难以为继。

其实，除了系统之外，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了“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这个道理。在这一点上，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系统思考的实践原则是一致的。我们只不过是让人们真正

做到他们已经知道的。

不要降低“善”的标准#

如前所述，系统基模之一是“目标侵蚀”，在当今时代，这一基模最危险的一个实例是：现代工业文明正慢慢侵蚀着人们的美德表现。这一陷阱的作用已经很明显了，后果也很可怕。

现在，有一些不良行为被揭发出来，通过媒体的宣传被放大，但很多人认为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觉得稀疏平常。你可能也会这么想：毕竟，我们只是凡人。有太多人性向善的例子没有被注意或提起，因为它们“不是新闻”。而且，凡事都有例外，有坏人，也一定会有圣人存在。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按照同一个标准来作为。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人们的期望就会被降低。期望的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继而，被确认并逐渐灌输为理想的行为就更少。同时，公众舆论也会充满了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态度。一些公众领袖显然是在“说一套，做一套”，不讲道德和是非，甚至有些人道德败坏，他们也不会对此有所作为。相反，太讲理想会遭到嘲笑。人们关于道德信念的陈述都被认为是可疑的。在公共场合，谈论起恨比谈论爱更为容易。对此，文学批评家和自然主义者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是这样说的：

虽然人们之前从未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过满足，或者对实现自己内心渴望的能力有丝毫怀疑，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认可过对自我过低的评价。他们相信，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创造财富、释放潜能，也能从生物学和心理学上解释人们这么做的原因……但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财富和权力，而不是精神上的富足。

从上文我们已经知道该怎样应对“目标侵蚀”了，因此，不要过度关注坏消息，而对好消息不闻不问，一定要保持客观的标准，不能降低。

系统思考只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它本身不会去做。让我们回到知与行之间的鸿沟上。知易行难，虽然系统思考不能填补这一鸿沟，但它可以引领我们来到鸿沟的边缘，让我们更好地进行分析，并继而找到突破点——从人类精神的角度，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以及必须做什么。

* * *

[1] 这一故事是Pugh-Roberts联合公司的艾迪·罗伯特告诉我的。——作者注

[2] 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著作《沙乡年鉴》中首次倡导的一种环境伦理。——译者注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