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 系统的8大陷阱与对策#

对于时间延迟、非线性、模糊的边界，以及其他一些令我们出乎意外的特性，在任何系统中都可找到。一般来说，它们是系统固有的特性，不可以被改变。这个世界是非线性的。如果为了管理的方便，非要用数学或机械式方法使其线性化，即使可行，也是不明智的。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边界也与你所要研究或应对的问题相关联，虽然有必要对其进行组织和澄清，但它本身也是非常模糊、短暂且易变的。要想使复杂的系统不再那么让我们出乎意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提高对复杂性挑战的理解、尊重和利用能力。

但是，有些系统非常难以理解和驾驭，不只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它们甚至是违反常理的，其结构方式注定会产生一些问题，让我们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系统性问题的表现形式很多，有些是独特的，但有些却非常常见。我们把产生常见问题行为模式的系统结构称为“基模”（archetypes），诸如公地悲剧、目标侵蚀和竞争升级等。这些基模是如此常见，以至于我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在《国际先驱导报》上找到了足够多的例子，以支持本章对各种基模的论述。

仅仅理解问题产生的基模结构是不够的，试着去容忍它们也不足够，我们需要去改变它们。对于它们造成的破坏，人们常常指责其中的某些参与者，或归咎于某些事件，但实际上，这不过是系统结构使然。用指责、惩罚、建立或调整某些政策这样的“标准”应对方式，很难修正结构性问题，就像试图让编排好的剧情有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对破镜子修修补补一样，都难以奏效。这就是我把这些基模称为“陷阱”的原因。

当然，系统陷阱也是可以避开的，但前提是要预先识别出陷阱，不去触发它们或者改变其结构，比如重设其目标，增强、减弱或改变反馈回路，增加新的反馈回路等。因此，除了把它们叫做“陷阱”之外，我也把这些基模称为“机会”。

政策阻力：治标不治本#

小约翰·库斯曼，《国际先驱导报》，1992

邓白氏公司首席经济师约瑟夫·邓肯曾说过：“从历史上看，我相信投资税贷款是刺激经济的一个有效措施。”

但是，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无人可以证明经济发展得益于投资贷款。在过去 30 年中，这一政策一再被批准、调整和废除。

就像我们在第2章中所讲到的，调节回路结构的主要表现就是会消除外部力量对系统的影响，使系统特定的行为模式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太多变化。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结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体温保持在摄氏 37℃（或华氏 98.6℉）。但是，其他一些长期持续的行为模式，可能并不符合人们的预期，往往被视为一个问题。尽管人们发明了各种技术、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试图去“修复”它们，但系统好像很顽固，每年都产生相同的行为。这是一种常见的系统陷阱，人们习惯称之为“治标不治本”[1]或“政策阻力”^[2]。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治标不治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 对于农产品，人们年复一年地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减轻供大于求的情况，但产品过剩的问题仍然存在；

• 对于毒品泛滥，社会采取了各种禁止、打击措施，但毒品泛滥依旧；

• 当市场不景气、从本质上看并不利于投资时，政府依然会出台投资税收贷款或其他刺激投资的政策，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 在美国，不要指望任何一项单一的政策可以降低医疗成本；

• 在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政府一直在“创造就业”，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

我相信你也可以举出一大堆类似的例子，人们前仆后继地努力，但均于事无补、徒劳无功。

“政策阻力”来自于系统中各个参与者的有限理性，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目标，都会对系统进行监控，观察一些重要变量的变化态势，如收入、价格、房屋供给、毒品交易或投资等，并将其与自己的预期或目标进行对比。如果存在差异，每一个参与者都会采取某些措施，试图扭转当前的局势，使其符合自己的预期或目标。一般来说，目标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越大，行动的压力或强度就越大。

当各个子系统的目标不同或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变革的阻力。想象一下我们在第2章提到的单存量系统，例如城市里的毒品供应，不同的参与者对同一个存量有不同的期望，希望将其拉向不同方向：吸毒者希望毒品供应充足；执法部门希望减少乃至杜绝毒品；贩毒组织则希望毒品的供应量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以保持价格和收入相对稳定；普通居民真正想要的是社会治安稳定，减少吸毒者抢劫的风险。每一个参与者都尽力采取措施，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某一个参与者占据了优势地位，使得系统存量朝一个方向运动，那么，其他一些参与者将会付出加倍的努力，把系统存量往相反方向拉：执法部门设法切断了毒品走私的渠道，导致毒品供应量减少；市面上毒品的价格暴涨，吸毒者不得不实施更多犯罪（如抢劫），以筹集到更多的钱去购买毒品；而价格暴涨给贩毒者带去了更多的利润，使得他们可以更大力度地加强毒品的走私（如购买飞机或轮船，逃避边境检查）。结果是，一方的努力成果会被抵消掉。事实上，某一方的成果越大，反方向的抵消力量往往也会越大，导致存量与以前的状况没有太大的差别，而这同时也是每一个人所不希望看到的。

在一个具有“政策阻力”的系统中，多个参与者有不同的目标。如果任何一方的态度有所让步或放松，其他各方就会把系统往更靠近自己目标的方向拉，导致系统更加远离让步一方的目标。因此，每一方都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努力，以使系统保持在谁也不希望看到的状态。事实上，这一类系统结构以类似“棘轮”的模式在运作：任何一方增强的努力，将导致其他所有人的努力也得到加强。这种僵持不下并不断强化的模式很难缓解，有人可能会说：好吧，为什么大家不能都退后一步呢？要做到这一点很难，需要大量的信任和沟通，而有些沟通是很难做到的（如上面所讲的贩毒的例子）。

“政策阻力”的结局可能是悲剧。

1967 年，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认为需要增加本国的人口，遂做出决定：45 岁以下妇女的流产行为是非法的。并开始一刀切地禁止各种流产行为。很快，出生率就增加了两倍。接下来，罗马尼亚的人口就遭遇到了“政策阻力”的报复。

虽然避孕和流产仍然是非法的，出生率却缓慢回落到接近政策出台之前的水平，而育龄妇女死亡率较之前增加了两倍。这主要是由于存在大量危险的、非法的流产。此外，这项政策也造成孤儿大量增加，因为一些孩子虽然被生了出来，但其父母却并不想要他们，又不能流产，于是被抛弃成为孤儿。一些贫困家庭无力抚养多个孩子，深知无法给他们良好的教育，于是对政府增加人口的政策进行抵制，因为这不仅会增加他们自己的生活成本，而且也不利于孩子长大成人以后的生活。

应对“政策阻力”的一种方式是，努力压制它。如果你拥有足够大的权力，你可以行使权力去压制它，但相应的代价可能是招致怨恨（因为可能不符合人们的期望），而一旦权力有所放松，则可能带来爆炸式的反弹。这就是罗马尼亚人口政策制定者、独裁者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所面临的状况。他尽力维持自己的权力，以压制对其政策的反抗。当他的政府倒台后，他和家人都被处以死刑。新政府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废除对流产和避孕的禁令。

相对于压制，应对“政策阻力”的另一种方式是，放弃、废止无效的政策，将资源和能量应用于增强和坚持更具建设性的目标。这是违反人们的直觉的，因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系统中，你可能得不到这种指示，但是如果你走错了方向，你也不会走很远，因为你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采取纠正措施。这时候，如果你安静下来，那些抵抗你的人也会安静下来。这种情况发生在 1933 年，美国终止了禁酒令，由此导致的混乱也基本上停止了。

安静下来，可以为人们提供更深入地审视系统内部反馈的机会，让我们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有限理性，发现更加符合系统各种参与者目标的方式，使系统的状态逐渐迈向更好的方向。

例如，一个国家要提高人口出生率，可以先去了解为什么父母不愿意多生孩子，然后再根据具体原因采取顺应人们行为模式与意愿的政策。父母少生孩子的具体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相应的资源、生活空间或时间，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在罗马尼亚禁止流产的同一时期，匈牙利也对低出生率感到忧虑，因为这可能会使未来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匈牙利政府发现，住房是影响家庭生育的一个原因。于是，政府出台了相应的奖励计划：人口较多的家庭可以拥有更大的房屋。这个政策起到了效果，但效果也很有限，因为住房只是影响生育的因素之一。但是，相对于罗马尼亚政府采取的政策，匈牙利的政策效果很明显，而且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

应对“政策阻力”最有效的方式是，设法将各个子系统的目标协调一致，通常是设立一个更大的总体目标，让所有参与者突破各自的有限理性。如果每个人都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和谐地相处，其结果将令人惊奇。对此，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战时的经济动员，或者战后或灾后的重建。

关于瑞典的人口政策，在 20 世纪30 年代，瑞典的人口出生率陡然下跌，而瑞典政府和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一样，也对此颇感忧虑。不同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瑞典政府评估了自己的目标以及国民的目标，认为双方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关键不在于家庭人口的数量，而在于育儿的质量。每个孩子都应该是被渴望、珍视的，都应该有条件接受优良的教育和健康保健，没有孩子只存在物质需求。这些就是政府和国民共同的目标，可以把各方协调起来。

最后，瑞典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而它们看起来与当时的低出生率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包括人们可以自由地避孕和流产——这符合“每个孩子都应该是被渴望、珍视的”原则。这一政策也包括广泛地进行性教育、不过分限制离婚、免费的产科护理、对有需要的家庭给予支持，以及大大增加教育与保健投资等。自从该政策出台之后，瑞典的人口出生率上升和下降数次，都没有给国民和政府造成大的恐慌，因为政府一直关注的是比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一个目标。

有时候，并不能在系统中找到一个和谐的总体目标，但这是值得人们努力尝试的一个方向。只有放弃一些狭隘的目标，考虑整个系统更为长期的福利，才有可能找到这一目标。

公地悲剧#

《国际先驱导报》，1992

经过数月的争吵，科尔总理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上周与反对派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协议，收紧对避难申请的审批，以阻止大量经济移民的涌入。

对于人们共同分享的、有限的资源，很容易出现开发（或消耗）逐步升级或增长的态势。这时，就容易陷入“公地悲剧”陷阱。

1968 年，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发表了一篇堪称经典的论文，对这一常见的系统结构进行了论述。哈丁在文章开头以一个普通的草场为例，指出：

试想一下，有这么一块草场，对所有牧民免费开放。显然，每一个牧民都会尽力扩大自己的畜牧规模……自觉或不自觉地，明确或含蓄地，他们都会问：“如果我再增多一头牲畜，效益如何？”

由于牧民全部享有额外增加的牲畜的收入，正面的效益接近+1。然而，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将导致过度放牧效应，但这个结果会由大家共同来承担。因此，对于单个牧民而言，负面影响只是若干分之一。

由此，每位理性的牧民都能得出结论，个人能采取的唯一明智的行动就是不断扩大牧群的规模。但是，这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因此，悲剧就此酿成……每一个牧民都被锁定在系统中，迫使他们无节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然而，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每个人拼命努力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的命运就是集体毁灭。

在有限的环境中，有限理性的结果就是这样。

在任何一个系统中，通常都有一些共享的资源（如草场）。对于那些容易出现“公地悲剧”的系统来说，共享的资源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在过度使用时会出现严重的侵蚀和衰竭。也就是说，超过一定限度之后，资源越少，其自我再生的能力也越差，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被彻底破坏。以草场为例，草越少，牲畜就越容易把草连根吃掉；由于没了草根，土壤就容易被雨水冲刷走，变得更加贫瘠，草也就更难生长了。如此往复，这是另外一个恶性循环的增强回路。

任何一个系统也离不开资源的使用者（如奶牛和牧民），他们有很强的增长动力，且增长速度不被系统的状况所影响。拿单个牧民来说，没有理由、动机和强烈的反馈，使其不再扩大自己的牧群规模，从而防止过度放牧。相反，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对于那些充满期待的准移民来说，除了一心指望着从德国政府宽松的移民政策中受益，他们也没有理由去考虑这一现实，即太多移民不可避免地会迫使德国政府收紧这一法律。事实上，当得知德国政府正在讨论或有可能出台更为严格的移民法律的消息时，更多的人行动了起来，争取赶上“末班车”。

使用者越多，就会使用更多资源，导致每一个使用者可用的资源减少。如果每个使用者都遵循有限理性原则（“没有理由只让我一个人不扩大牧群规模”），就没有理由让任何人减少对资源的使用。就这样，对资源的使用速度将超过资源能够承载的限度。因为使用者得不到这方面的反馈，过度使用资源的状况还在持续，资源也日渐枯竭。最后，加速枯竭的回路开始启动，资源被破坏殆尽，而所有的使用者都将颗粒无收。

你可能会想，不会有人这么短视，以至于大家最后同归于尽吧？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状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以下只是几个很常见的范例：

• 对某个景色秀丽的国家公园来说，如果对游客数量不加限制，将很快人满为患，自然的美景被破坏殆尽；

• 使用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直接的好处，尽管由此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温室效应”，引发全球气候变化，但人们仍一如既往；

• 如果每个家庭想要几个孩子就要几个，却由整个社会负担所有儿童的教育、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费用，那么新生儿的数量将很快超过社会能够负担的水平（正是这个例子使哈丁写了那篇著名的论文）。

这些例子都离不开对可再生性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是你已经在“系统大观园”一章中见过的结构。“公地悲剧”不仅可能出现在对公共资源的使用之中，也可能包括公用设施、公共排污场地等。如果一个家庭、公司或国家可以让整个社区来消化或处理其废物，例如将污染物未加处理就排放到河流的下游或下风向，那它们的成本就可以降低，利润得以增加，或增长得更快。这样做收益很大，而代价却很小，充其量只占污染结果的一部分，甚至完全没有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让污染者停止排放污染。在这些案例中，限制公共资源使用速度的反馈回路力量都很弱。

如果你认为上述解释很难理解，那么就问一问自己：你是否愿意为了减少空气污染而少开一天车？你是否愿意自己动手处理自己生产的垃圾？这一系统的结构，使得对整个社区和未来更负责任的行为对自己好处不大且成本高昂，反而不如自私行为更为便捷且有利。

防止“公地悲剧”有以下三种方式：

方式一：教育、劝诫。帮助人们看到无节制地使用公共资源的后果，号召并激发人们的美德品行。劝说人们有所节制，以社会舆论谴责或严厉惩罚来威慑违规者。

方式二：将公共资源私有化。将公共资源分割给个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如果某些人缺乏自控力，对资源的使用超出了其所拥有的资源的承载能力，他们也只能自食其果，伤害不到其他人。

方式三：对公共资源进行管制。哈丁将这种选择称为“达成共识，强制执行”。管制可以采取很多种形式，从对某些行为的严格禁止，到配额制、许可制、税收调控以及鼓励措施等。要想奏效，管制必须有强制性的监管和惩罚措施。

上面所讲的第一种解决方式试图通过道德压力，使参与者对共同资源的使用低于承载限度，从而保护资源免遭耗竭之虞；第二种方式（私有化）则旨在在资源的状况及其使用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反馈联系，让同一个行动者对其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不管是赢利，还是亏损，资源的占有者仍然可以过度使用资源，但他将为自己的无知或非理性而埋单；第三种方式（管制）通过监管者及使用者的互动，在行动和资源的状况之间建立了间接的联系，为了使这个反馈起作用，监管者必须有能力实施监管，并可以准确地把握公共资源的状况，同时也要有有效的威慑措施，并真心愿意维护整个社区的福利。

在一些“原始”文化中，人们通过教育和劝诫，世世代代有效地管理着公共资源。然而，哈丁并不相信这种方法总是有效。如果公共资源只靠传统或“信用”系统来保护，反而有可能让那些不尊重传统、不按常理出牌或不讲信用的人钻了空子，占了便宜，从而遭到破坏。

相对于教育与劝诫，私有化的方案更为有效。但是，很多资源不能简单地被分割、私有，例如大气和海洋，这只剩下一种选择——“达成共识，强制执行”。

其实，在生活中到处都存在“达成共识，强制执行”的安排，大多数规则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往往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每一种这样的安排既保护人们使用资源的自由，又同时限制人们无节制地使用公共资源。例如：

• 在繁忙的十字路口，通过交通信号灯对公共道路空间的使用进行管制。每个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什么时候通过就什么时候过。然而，当绿灯亮起，轮到你通过时，你可以更安全、更顺畅地通行。如果没有信号灯，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反而会乱成一锅粥。

• 在闹市区，使用计时收费设备来限制大家对于公共停车位的使用，不仅要收费，而且会限制你占用停车位的时间。你不能想停哪儿就停哪儿、想停多久就停多久，在这些方面你没有自由，但是，正是由于有了计时收费设备，当你有需要时，才有更高的概率来找到停车位。

• 对于银行里的钱，你不能随心所欲地“自助”服务，不管这对你来说多么划算。必要的保安设备和机制，例如保险柜、安全门、保安等，能够防止你把银行当做公共资源。相应地，你自己存放在银行里的钱也受到了保护。

• 你不能随意占用某些特定波长的波段，因为它们被用于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要想建立电台进行广播，你必须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许可。如果不对此类行为加以限制，电波信号将彼此覆盖，变得混乱不堪。

• 很多城市里的垃圾处理系统运行成本高昂，千家万户不得不按照其生产的垃圾数量缴纳相应的垃圾处理费。这是把以前免费使用的公共资源转变为按使用量收费的监管系统。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上述这些案例中，“达成共识，强制执行”的机制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交通信号灯按照轮流放行的规则，让大家依次使用公共资源；车位计时收费设备采取的是按使用时间收费的规则；银行使用的则是物理的屏障加上严厉的惩罚；无线电广播频率的使用则需要向政府部门申请、得到审批；而垃圾处理收费的方法则修复了单个家庭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及其影响后果之间的联系，让每个家庭直接从经济利益上得到收获。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会遵守这些管制系统，只要大家能够达成共识，并且理解其目的。但是，所有管制系统都必须使用强制监管与治安权，对不合作者进行惩罚。

目标侵蚀#

埃里克·伊普森，《国际先驱导报》，1992

在本轮经济衰退中，英国人发现，经济就像一台装上了下行指令的发动机。这一全国性的灾难，现在更被视作进一步衰退的预兆。星期日的《独立报》（Independent）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我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温莎失火就是整个国家的写照，它的根源在于国家的新政策失当……”

工党的贸易与工业发言人罗德·派斯顿（Lord Peston）坚称，“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但由于某些原因，我们现在无法去做。”

政治家、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将原因归咎于，政府未能给青年人提供合格的教育，从而导致劳动者和经理人的技能普遍不足，投资萎缩，经济政策不当。

一些系统不只是对试图改变它的政策措施具有阻力，竭力维持在一个大家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不良状态，更为糟糕的是，它们还在持续恶化。这是一种被称为“目标侵蚀”[3]的基模。这类例子包括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下滑，医院的服务品质不断下降，河水或空气质量持续恶化，虽然定期节食但体重依然在增长，美国公立学校的状况日渐衰落，包括我自己一度坚持的慢跑也越来越懈怠了。

通常，反馈回路中的主体（如上述例子中提到的英国政府、企业、医院、体重超标的人、校长以及慢跑者等）会有一个绩效目标，或期望的系统状态。如果系统的实际状态与目标或期望相比存在差距，主体就会采取行动。因此，这是一个常见的调节回路，应该会使绩效表现达到并保持在期望的水平上。

但是，在这些系统中，主体感知到的系统状态与系统的实际状态并不相同。一般而言，主体对坏消息更加敏感，倾向于更加关注并相信坏消息，而非好消息。当实际绩效有变化时，最好的结果会被当做偏差忽略掉，而最坏的结果却被记住了。这样，主体感知到的状况会比实际状况更为糟糕一些。

在这个系统基模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期望的系统状态会受到感知到的状态的影响。也就是说，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当感知到的绩效水平下滑了，目标也可以相应地下调。因此，你可能经常在生活中听到类似这样的话：“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如此了”、“唉，我们至少不能比去年做得更差吧”、“唉，看看周围，每个人都麻烦不断”。

按照调节回路的作用，应该使系统状态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但是它却被一个具有向下趋势的增强回路所掩盖。也就是说，感知到的系统状态越差，期望就越低；期望越低，与现状的差距就越小，从而采取更少的修正行为；而修正行为越少，系统的状态也就越差。如果任由这一回路运转下去，将导致系统的绩效不断降低。

这一系统性陷阱也被称为“温水煮青蛙效应”。它源自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说的是如果把一只青蛙突然放到热水中，它会立刻跳出来，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凉水中，但逐渐加温，青蛙就会舒服地待在那儿不动，直到被煮死。也许青蛙会想：“这里好像变热了一些。但是与刚才相比，也不是那么热，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由此可知，目标侵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系统状态快速改变，通常会引发明显的修正过程。但是，如果系统状态是逐步下降的，变化速度非常缓慢，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或使参与者产生了麻痹心理，忘记了系统之前一直保持的良好状态，每个人都似乎不知不觉、顺理成章地将期望值越降越低，努力越来越少，实际的绩效表现也就越来越差。

对于目标侵蚀，有两个对策：一是不管绩效如何，都要保持一个绝对的标准；二是不断地将目标与过去的最佳标准相对照，而不是和最差的表现相比。如果感知到的绩效比较乐观，而不是相对悲观，或者将最佳结果作为标准，而视最差结果为临时性的挫折，那么同样的系统结构就能把系统状态拉向越来越好的绩效。下行的增强回路，即“破罐子破摔”的恶性循环，将逐渐变成一个向上的增强回路，“事情越好，我就越努力工作，把事情做得更好”。

如果我能把这一教训应用于我的慢跑，说不定到现在我都可以跑马拉松了。

竞争升级#

克莱德·哈伯曼，《国际先驱导报》，1992

星期天，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并威胁杀死这名士兵，除非以色列军队迅速释放被囚禁的加沙地区主要穆斯林派别创始人。这次绑架，引发了一波激烈的暴力冲突……三名巴勒斯坦人受枪伤，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巡逻途中被一辆过往的车辆袭击致死。除此之外，加沙地区摩擦不断，示威者向以色列军警抛掷石块，而以色列士兵则向示威者开枪，发射橡皮子弹，至少导致 20 人受伤。

在本书前面的部分，我已经提到过一个竞争升级^[4]的例子，就是小孩子打架的系统。你打我一拳，我就踢你一脚；你用了一份劲儿，我就还你两份……很快，两个人就会打得不可开交。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导致竞争升级局面出现的决策规则。竞争升级源自于一个增强回路，相互竞争的参与者都试图超越对方，占据上风。系统中参与各方的目标都不是绝对的（把室内的温度设定为 18℃）而是相对的，取决于系统中其他参与者的状况。也就是说，不管室内温度是多少，我都要比另外一个房间的温度高一度。

就像其他系统陷阱一样，竞争升级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如果大家竞相争夺的是一些符合人们预期的目标，例如研发出速度更快的计算机、治疗艾滋病的方法等，它就能加速整个系统的进步。但是，如果它驱动的是恶性对抗、暴力、争吵、噪音或愤怒，它就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了。竞争升级最常见而可怕的例子是军备竞赛、地区或种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经常酿成暴力事件。

每一个参与者期望的系统状态都是相对于其他参与者而言的，并试图超越对方，领先一步，连并驾齐驱都不行；而且每个参与者都有高估对方的敌意、夸大对方实力的倾向。

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竞相夸大对方的武器装备实力，使自己不断发展更多的军备。一方每增加一件武器，都会导致另一方的紧张，并试图超过对方。虽然每一方都指责对方搞军备竞赛，但从系统的角度看，正是他们自己使得对抗不断升级。自己生产的武器触发了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自己未来需要生产出更多的武器。这一系统耗费了数十亿美元，拖累了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生产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

竞争升级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竞选中的负面宣传。为了取胜，一名候选人诽谤对手，对手就会反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此发展下去，每个竞选人都被搞得几乎一无是处、体无完肤，让选民无所适从，也玷污了整个民主进程。

此外，常见的例子还包括价格战，一方为了战胜竞争者报出了低价，另外一方就会出更低的价格，引发连锁反应，如此发展下去，每一方都会遭受损失，但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认输、让步。最终的结果，可能导致一方的破产或两败俱伤。

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相互竞争的两家公司在打广告时也会竞相出招，导致竞争升级。

例如，一家公司的招牌做得亮一些，推销声音大一些、更吸引人；另外一家则会把招牌做得更大、更亮，推销声音更响、方式更炫。第一家公司只好想办法再度超过对手。如此发展下去，广告就变得怪招迭出，无孔不入，过分炫耀、吵闹，让消费者的感觉麻木，对每一则广告信息都没留下什么印象。

在鸡尾酒会上，一个人大声说话，就会导致其他人必须以更大的声音交谈，反过来又使得那个人必须以更响的声音说话，如此循环，使得整个聚会都吵闹不堪；同样，相互竞争导致豪华车的车身不断加长，摇滚乐队的恶俗程度不断增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尽管有时候是破坏性的，竞争升级也可能是平静、礼貌的，涉及效率、精妙、质量等。但是，即使竞争升级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有问题，因为它不容易停下来。

例如，在医疗设备方面的不断追求，使每一家医院都竞相引进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昂贵的诊断设备，试图胜过其他医院，而最后的结果却使得医疗保健成本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承受限度，一些设备的功能也过于复杂、没有实际价值；对道德品格的不断追求，也可能导致装腔作势或假仁假义的伪善；对艺术的不断追求，导致建筑风格从精美的巴洛克式发展到过分装饰的洛可可式，再发展下去就成了“画蛇添足”的低劣、媚俗之作；对环境友好生活方式的不断追求，可能发展成为刻板、极端的清教徒主义。

由于竞争升级的系统结构是一个增强回路，它是以指数级方式发展起来的，一旦超过某个限度，其使竞争激化的速度会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如果不加制止或打破这一回路，这一过程通常的结果是竞争的一方被打到，甚至是两败俱伤。

应对竞争升级陷阱的一种方式是，单方面裁军，也就是一方主动地让步，降低其系统状态，从而引导竞争对手的状态也随之下降。但是，按照系统通常的逻辑或规则，这一选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实际上，它确实奏效，只要一方真有这样的决心，并且他没有被竞争对手因其单方面的让步而击倒在地。

应对竞争升级系统的另一种更为优雅的方式是，谈判达成裁军协定。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是关系到系统设计的活动。它将引进一组新的平衡控制回路，使竞争能够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例如，父母介入调解来制止孩子们的争吵；针对广告的大小、呈现方式等出台一些规定；在武装冲突地区部署维和部队等。对于竞争升级的系统，停战协议通常不容易达成，对于参与各方来说，也从来不会是皆大欢喜，但是相对于深陷其中而言，停战是更好的选择。

富者愈富：竞争排斥#

塞尔维亚·纳萨尔，《国际先驱导报》，1992

最富有的那些人，在所有纳税者中只占 1%的比例，在避税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拿到了奖金，而不计入下一年的收入（那时税率水平会提高），将股票期权变现……并且想方设法将各种收入提前。

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权力、特殊渠道或内部信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权力、渠道以及信息。这些都是另外一个被称为“富者愈富”的基模的例子。俗话说：“成王败寇。”在现实世界中，这一系统陷阱也比比皆是，竞争的赢家获得了有利条件，从而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发展。从结构上看，这是一个增强回路，系统中的参与者会迅速被分化为两类：赢家和输家。前者的发展越来越好；后者则越来越差。

玩过“大富翁”游戏的人都知道“富者愈富”的系统。游戏一开始时，所有参与者都处于平等地位，当有人首先获得了财产，并在自家地盘上盖起了“旅馆”之后，就能从其他参与者身上获取“租金”，这样他们就可以有钱买更多的旅馆。就这样，你有更多的旅馆，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旅馆。最后，当一个参与者买了所有的东西，或者其他参与者受挫而退出时，游戏就结束了。

在圣诞节期间，每家都会在自家门外挂上精美靓丽的灯饰。如果有一年这个街区搞了一次评比，某一家因为其灯饰最美丽而获得了 100 美元的奖励，第二年这一家很可能会在灯饰方面多支出 100 美元，从而使他家的灯饰更为漂亮；当这一家连续三年赢得了胜利，他们家的灯饰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为靓丽时，这一比赛很可能就会被终止。

正如《圣经》所讲：“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赢家赢得的越多，他所拥有的就越多，未来就有越大的可能获胜。如果这种竞赛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比如赢家得到的都是从输家那里攫取的，那么输家逐渐就会破产、被迫离开或饿死。

在生态学领域，富者愈富是一个普遍存在、广为人知的概念，也被称为“竞争排斥法则”。按照这一法则，争夺完全相同的资源的两个不同物种，不能共生于同一个生态小生境之中。因为这两个物种是不同的，为了生存，每一种都需要繁殖得更快，或者比对方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方将占有更多的资源，而这将使其繁殖得更多，并持续保持优势地位。逐渐地，它将彻底主导这一小生境，并将落败的一方完全清剿出境——这通常不是通过直接的对抗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占用了所有的资源，一点儿也没留给居于劣势的竞争对手。

对于这一陷阱，卡尔·马克思也曾有所涉及，并以此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抨击。两家公司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与我们上面刚刚提到的两个物种在同一个生态小生境中竞争的行为模式将完全一致。如果某一家公司通过各种手段，例如提高效率、恰当的投资或者更好的技术、甚至是行贿等，获得了些许的优势，它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有更强的实力用于扩大再生产、新技术研发、做广告或者更多地行贿等，这将启动一个资本积累的增强回路，从而使其生产能力与收入规模越来越大，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如果市场是有限的，也没有反垄断法律阻止其不断扩大，这家公司将占领全部市场。

一些人认为，苏联的解体动摇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他对市场竞争的独特分析并未被否定。在任何存在同质化竞争的市场中，都存在或曾经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从系统上看，市场竞争的本质是消除市场竞争。正是由于存在富者愈富的增强回路，美国众多的汽车公司逐渐减少到三大巨头（由于存在反垄断法，所以不是一家）；在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每个城市现在只剩下一家新闻类的报纸；在每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从长期来看，公司数量存在下降的趋势，而公司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

富者愈富这一陷阱会持续加大贫富差距，从而使其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不仅富人会比穷人有更多的避税方式，而且：

• 在大多数社会中，贫穷家庭的儿童要么失学，无法接受教育，要么勉强到最差的学校接受最差的教育。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从而获得很低的报酬，使他们难以脱贫；

• 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家庭缺乏可抵押的资产，使其无法从大多数银行贷到款。因此，他们要么没有资本去投资、“以钱生钱”，要么只能无奈之下通过非法渠道借高利贷，即使贷款利息是合理的，也是穷人支付利息，富人从众多穷人那里敛走了利息；

•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土地都不是平均分配和拥有的。大多数农场主都是租用他人土地的佃户。他们必须把部分收成交给土地的拥有者，才能获得在那片土地上劳作的许可，并且永远买不起土地，而地主则可以用从佃农那里收取的租金来购买更多的土地。

这些只是众多反馈机制中的少数几种，它们使得收入、资产、教育和机会等分配持续失衡且不断加剧。穷人们只能买得起很少一部分资源（如食物、燃料、种子、肥料等），而且还得付出最高的价格，因为他们经常是无组织、缺乏话语权的，政府也只用很少的精力去关注他们的需求。新的创意和技术往往最后才光顾他们，而疾病和污染却最先影响他们；他们要去做各种危险、低报酬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他们的孩子生活在拥挤不堪、疾病横行的恶劣环境中，却无法接种疫苗、接受教育。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规避富者愈富的陷阱呢？

第一种方式是，多元化。一些物种和公司有时会采用这一策略，以规避互斥性竞争。一个物种通过学习或进化，去开发新的资源；一家公司也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产品或服务，不与现有竞争对手直接抗衡。尽管生态小生境和市场会呈现垄断的趋势，但他们也能衍生出多样化的分支，产生新的物种、新的市场等。一段时间之后，新的小生境或市场又会吸引来竞争者，再次使系统迈向互斥性竞争的态势。

因此，多样化也不能保证可以规避富者愈富的陷阱，尤其是当占据垄断地位的公司（或物种）有力量摧毁所有的衍生物，或者把他们买下来，或者剥夺他们赖以维持生存的资源。所以，多样化不能作为穷人的一个策略。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植入一个反馈回路，避免任何一个竞争者完全控制，使富者愈富的反馈回路处于可控的状态。这就是“反垄断法”理论上应起的作用，当然在实践中有些也能部分地起到类似作用。然而，一些非常庞大的公司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去减弱反垄断法的管制。

规避“富者愈富”基模最明显的方式是，通过设定游戏规则或机制，定期“校正”竞技场，防止一家独大。在传统社会和游戏中，设计者们本能地在系统中设置了一些平衡或牵制各自优势的方式，使得游戏可以保持公平和有趣。例如，“大富翁”游戏一开始，每个参与者都是公平的，这样使大家都有机会赢，不管你之前的战绩如何；很多运动对于弱势参与者提供了一些额外支持；很多传统社会中也有一些本土化的仪式，类似于北美地区印第安人的“冬节[5]”，富人拿出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财产分送给穷人。

有很多机制可以打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循环，例如，在税法中规定对富人苛以更多的税、社会慈善、公共福利、工会、全民基础性义务教育和医疗保健、征收遗产税等。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都有一系列此类措施的组合，应对富者愈富的陷阱，以保证社会公平；而在一些传统社会中，通过类似“冬节”或其他施舍、馈赠的方式，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巩固馈赠者的社会地位。

这些均衡机制可能源自基本的道德，也可能来自实践中对富者愈富循环后果的理解，比如失败者可能因为破产、彻底失望而“揭竿而起”，造成破坏性的结局。

转嫁负担：上瘾#

比尔·克林顿，《国际先驱导报》，1992

你们可能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惊人的螺旋式下降的通道之中。因为很多成本被不断地转嫁到工商企业身上，他们的负担不断加剧，使得更多的工商企业主无力给其雇员缴纳保险……现在每个月，全美大约有 10 万人正在失去健康保险。

他们之中，很多人都符合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受益条件。但是，由于联邦政府的赤字，他们都被排除在政府救济之外，要么教育水平下降，要么无力支付抚养孩子的开支、从事其他投资，或者没有余钱去缴纳税款。

基思·里奇伯格，《国际先驱导报》，1992

据说，如果你想使一位索马里人发怒，只要拿走他的阿拉伯茶就行了……阿拉伯茶是由一种常绿灌木新鲜的嫩枝和叶芽制成的，在药理学上，它和安非他命有关。

22 岁的法拉·穆罕默德·艾哈迈迪（Abdukadr Mahmoud

Farah），说他从 15 岁时就开始饮茶……“原因是它能让我不去想当前的状况。当我喝茶时，我很快乐。我好像能做任何事情，我也不会感到疲倦。”

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个人上瘾的状况，包括酒精、尼古丁、咖啡因、糖和海洛因等，但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型系统中也存在上瘾症状，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一些企业或行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农民种地对肥料的依赖，西方国家经济体系对廉价石油的依赖，或者军火制造商对政府合同的依赖等。

这一陷阱有很多名称，包括上瘾、依赖性、将负担转嫁给干预者^[6]等。该系统的结构包括一个存量以及相关的流入量和流出量。这一存量可能是物理存在的，如农作物产量，也有可能是形而上的，如幸福的感觉、自信等。同时，这一存量由一个参与者进行调节。该参与者有一个预设的目标，通过将其感知到的该存量的实际状态与预设目标相对照，决定要采取的行动。这本质上是一个调节回路，要么改变流入量，要么调节流出量。

举例来说，你是一个青年，生活在一个饥荒与战争连绵的国度，你的目标是提高自己的幸福感，以使你感到高兴、精力充沛、无所畏惧。与现实相比，你期望的状况和实际状况存在巨大差距，同时你也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这一差距。但是，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吸毒。毒品对于改变你的真实状况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它很可能使你的状况变得更为糟糕。但是，毒品有助于改变你对现状的感知，而且速度很快，它会麻痹你的感官，使你产生幻觉，让自己感觉亢奋和勇敢。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

类似地，假如你经营着一家业绩不佳的公司，要想改变公司的经营状况，费时费力而且实属不易；但是，你有办法获得政府的补贴，这样你就可以使公司运营下去，并维持自己体面的社会地位。或者，你是一位农夫，想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土地很贫瘠，而要想改善土壤的品质，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你可以大量施化肥，使庄稼长得更壮，当季的收成会不错。你会怎么办？

显然，很多人都会选择那些简便、容易、可以快速见效的干预措施。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也是可以预料的——你通过类似的干预措施创造的系统状态不会持久：幻象终会消失，你的生活环境依然严酷；政府补贴也会用完，你的公司依旧没有市场竞争力；化肥会被作物吸收或耗损，而土地依然贫瘠（甚至更加贫瘠）。

我们周围类似上瘾、依赖性或转嫁负担的范例还包括：

• 以前养老是由家庭来承担的，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负担很重。于是，人们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老人社区和养老院。现在，大多数家庭不再有时间、空间、技巧或意愿去赡养老人。

• 过去，长途运输主要通过铁路，短途通勤依靠地铁和公共汽车；后来，政府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改变了这一状况。

• 以前，小孩子们都能进行心算或借助纸和笔进行计算，但随着计算器的普及，孩子们的计算能力大大下降。

• 人体能够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对一些疾病（如天花、肺结核和疟疾等）产生抗体，但是随着预防接种和抗生素等药物的使用，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不断下降。

•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发展，基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主动保健意识和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而是把这种责任转嫁给医生和药物。

将负担转嫁给干预者有可能是一件好事情。有时候，人们也会有意而为之，因为会提高系统保持在期望状态的能力。例如，通过接种天花疫苗，可以完全实现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如果不这样做，很可能造成天花病毒的感染和流行。虽然这样做，部分人也能凭借自身免疫能力而存活，但毫无疑问，前者好于后者。因此，有些系统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干预者。

但是，干预也可能变成一个系统陷阱。如果系统内部的自我修正反馈机制不足以维持系统的状态，此时，一个善意的、有能力的外部人员，看到系统中的纠结，挺身而出，承担了部分工作量。很快地，他就能帮助系统恢复到大家都希望的状态。于是，大家都来感谢或祝贺，干预者自己通常也会沾沾自喜。

紧接着，原来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干预者只是承担了部分工作，而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去消除问题的产生根源。于是，当干预者再次采用类似方案去掩饰问题时，期望的系统表象再次出现了，但这只是一个假象。在表象之下，问题的根源仍未被触及。这使得干预者需要更多地应用最初“介入”的方案。

如果这种干预削弱了系统原本维持其自身状态的能力，不论干预者是由于主动破坏造成的，还是无意忽略，陷阱就形成了。一旦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萎缩了，就需要更多的外部干预措施，才能达到期望的效果。这进一步削弱了系统自身的能力，如此循环……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跌入陷阱？首先，干预者可能无法预见最初看起来迫切需要的少量介入措施将启动一连串连锁反应，使自己越陷越深。随着系统对干预者的依赖日益增加，最终会耗尽干预者的能力。美国医疗保健系统正是在经历了这样一系列事件之后，苦苦挣扎，急需改革。

其次，善意提供帮助的个人或团队（干预者）可能未想到长期失控的可能性，以及系统能力将随着将负担转嫁给强有力的干预者而日益弱化。

如果干预措施是药物，就将变成药物上瘾。一旦陷入某项上瘾行为，你陷得越深，就会陷得更深。1934 年创立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嗜酒者互诫协会”对“上瘾”的定义之一，就是一再重复同一种愚蠢的行为，试图得到某些不同的结果。

在解决问题时，也容易产生“上瘾”的状况。这通常指的是针对问题的症状，寻找一个快速见效但不太彻底的解决方案，这妨碍或转移、推迟了人们花费更大的精力、采取更长期的措施去解决真正的问题。具有上瘾性的政策是阴险的，因为它们很好“兜售”，也很简单，容易让人上当。

举例来说，虫害威胁到了农作物的生长，怎么办？与其系统地审视并控制耕种方式、单一作物栽培模式、自然生态系统破坏等导致虫害爆发的诸多因素，不如喷洒杀虫剂简单快捷。虽然这样能快速消灭害虫，但也导致生态系统的更大破坏。这将导致未来昆虫更大规模的爆发，不得不需要使用更多的杀虫剂。

再比如，油价上涨了，怎么办？与其承认石油这样的不可再生性资源最终将枯竭、耗尽，想方设法提高燃油的利用率，或转向其他能源，不如控制价格。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时，面对油价的暴涨，美国和苏联的第一反应都是试图控制石油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继续使用石油，而这只能使资源枯竭的问题更加严重。当这一政策不再奏效时，就会爆发石油战争，或者去发现更多的石油。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屋子里到处搜寻，试图再找到另外一瓶酒一样，我们也在到处污染海洋、侵入最后的未开发的处女地，只为寻找到另外一块大油田。

打破上瘾结构是痛苦的。这可能是戒除海洛因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也可能是因减少石油消费导致物价上涨所引发的经济上的阵痛，或者昆虫侵害的后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天然捕食者数量的恢复。戒除意味着拒绝采用那些快速见效但有明显副作用的措施，从根本上面对系统的真实状态（通常是逐渐恶化的），并采取那些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7]。有时候，如果一步到位的话，可能产生剧烈的阵痛（因为对于人们来说，问题的症状本身也是棘手的）。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戒除可以逐步完成，首先采用一种非上瘾性政策，以最小的扰动使系统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原有的自我调适能力。例如，针对药物上瘾者，提供团体支持，进行家庭隔离，以恢复其自我认知；提高汽车的单位使用成本，以降低对石油的消耗；采用混养或农作物轮种的方式，以减少农作物对昆虫攻击的脆弱性。然而，有时候可能没有逐步戒除上瘾的办法，只能采取“休克疗法”，快速戒掉坏习惯，并承受相应的痛苦。

要想防止陷入上瘾的状态，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干预，即增强系统自身应对负担的能力。“帮助系统改进自身”这一观点，可能比接管并运作系统成本更低，也更容易，但一些自由派政治家却似乎无法理解。秘诀在于，不要以英雄式的接管开始，而是从提出一系列问题开始。这些问题包括：

• 为什么自然的纠正机制不奏效呢？

• 如何移除影响成功的各种障碍？

• 如何让推动成功的各种机制更为有效？

规避规则#

《国际先驱导报》，1992

卡尔文：霍布斯，我有了一个计划。

霍布斯：是吗？

卡尔文：如果我从现在到圣诞节，每天自发地做十件好事，圣诞老人将会仁慈地对待我。我的人生将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霍布斯：好的，这是你的机会。苏茜正朝这里走过来。

卡尔文：或许我可以从明天开始，每天做 20 件。

只要哪里存在规则，哪里就存在“规避规则”（rulebeating）的可能。规避规则意味着，采取一些迂回或变通措施，虽然在名义上遵守或不违反规则的条文要求，但在本质上规避了系统规则的原本意图。如果规避规则的行为导致系统产生严重的扭曲或不自然的行为，就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一旦失去控制，系统将会具有强大的破坏性。

一些扭曲了自然界、经济体系、组织和人性的规避规则行为，可能是毁灭性的。以下是一些案例，有些很严重，有些稍微好一些：

• 一些政府部门、大学和公司经常在财政年度末突击消费，产生一些无意义的支出。这是因为，如果它们今年不把预算内的钱花完，明年就有可能会被砍掉一些预算；

• 在20 世纪70 年代，美国佛蒙特州出台了一项土地利用法案，被称为《250 法案》（Act 250）。该法案对面积为10 英亩（约 4 万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开发设置了复杂的审批流程。现在，佛蒙特州有非常多仅比 10 英亩大一点儿的住宅项目；

• 为了减少粮食进口、扶持本地种粮农民，一些欧洲国家在20 世纪60 年代对饲料进口设置了限制。在制定进口限制措施的过程中，没有人想到木薯——一种富含淀粉的根状作物，也是一种很好的动物饲料。因此，木薯并未被列入限制目录。所以，进口商以前是从美国进口玉米，而自那之后变成了从亚洲进口木薯。

• 按照《美国濒危物种法案》（The U.S.EndangeredSpecies Act）规定，禁止对濒危物种栖息地进行商业开发。于是，一些土地拥有者在发现自己的土地上出现了濒危物种时，就有意地对其进行猎杀或投毒，以便自己的土地可以被开发。

请注意，“规避规则”并非违背规则，但只是遵守了规则的“表象”。当附近有一辆警车时，司机会遵守限速规定；因为木薯没有被列入谷物饲料的范畴，所以进口木薯不算是进口饲料；当领地内有濒危物种时，可以在把它们杀死之后再开发……因此，这只是遵守了“法律上的条文”，而不符合立法的本义或实质。规避规则的行为提示我们，需要从整个系统的角度，重新修订法律，弥补自身存在的一些纰漏。

规避规则通常是下级对上级制定的刻板的、有害的、不切实际或不明确的规则的反应。对于规避规则的行动，人们一般有两种应对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规则及其实施力度，试图扑灭、镇压规避规则的行动。但是，这通常会激起系统更大的变形。以这种方式应对，将使人们在陷阱中越陷越深。

另一种方式是，把规避规则看做有用的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改善、废除，或给予更好的解释。这将是系统的机会之所在。更好地设计规则，意味着要尽可能预见到规则对各个子系统的影响，包括可能出现的各种规避规则行为，并调整系统结构，充分发挥系统自组织的能力，将其引导到符合系统整体福利的方向上来。

目标错位#

《国际先驱导报》，1992

政府本周五正式承认了经济学家们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的一则消息：日本未实现一年前设定的 3.5%的经济增长目标。

1993 年 GNP 增长率为 3.5%，1990 年是 5.5%。自从本财政年度开始，经济始终处于停滞或萎缩……

现在，经济增长预测已被大幅拉低，来自政界和工商界的压力很可能会迫使财政部采取经济刺激措施。

我在本书第1章中曾说过，影响系统行为最有力的方式之一就是，调整它的目的或目标。这是因为，目标设定了系统的方向，定义了需要采取校正措施的差距，并指示着调节回路运作的预期状态以及成败。如果目标定义不当，不能测量应该被测量的东西，不能真实地反映系统的状态，那么系统就不可能产出期望的结果。就像传统神话故事中可以许的三个愿望一样，系统也有一个可怕的趋势，即只会产出你要求它们产出的结果。所以，一定要慎重地对待系统的目标。

如果期望的系统状态是国家安全，并将其定义为军费开支数额，那么系统的行为就是军备竞赛。这可能带来国家安全，也可能不能。事实上，如果军备开支过高，超出了合理、必要的限度，或者挤占了经济建设投资，国家安全形势甚至

可能被削弱。

如果期望的系统状态是良好的教育，并以平均分摊到每位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为衡量标准，就能确保教育经费能用到每一位学生身上。如果以标准化的考试成绩作为教育质量的衡量标准，就会产生提高考试成绩的行为。当然，这些标准能否与良好的教育相互关联，是值得考虑的。

在印度推行家庭计划生育的早期，该项目标准被定义为宫内避孕器放置的数量。于是，医生们为了完成任务，往往未经病人同意就进行放环。

在这些案例中，结果往往与人们的初衷相悖，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错误就在于系统设计中定错了目标。也许在此类错误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成就的指标。GNP 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当期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从这一指标推出的那一刻起，对它的批评之声就几乎没有中断过：

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反映我们子女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以及幸福感。它也不包括诗歌艺术之美、婚姻关系的牢固、公开辩论的智慧，或者政府公务员的廉正。它既不能测量我们的聪明才智，也无法测量我们的勇气、学习、同情心以及爱国之心。它只衡量当期的产出，而这与人生的意义毫无关

系。

国民经济核算系统与国民经济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因为它不记录我们的家庭生活，只是表面的消费。

此外，GNP 也将好的和坏的混在一起。如果有更多的交通事故，就会产生更多的医疗账单和维修费用，推高 GNP。而且，它只计算被交易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每个父母都雇人来抚养其子女，GNP 就会提高。它不反映分配的公平性。富人购置昂贵的第二套住房，对 GNP 的贡献要大于贫困家庭购买的廉价保障性住房。它衡量的是成果而不是成就感，衡量的是产品和消费的总额而不是效率。一盏新的节能灯，同样的亮度只需耗费 1/8 的电量，使用寿命也比传统灯泡长 10倍，而推广它却会拉低 GNP。

GNP 衡量的是“吞吐量”，也就是每一年制造和购买的材料流量，而不是资本的存量，而房屋、汽车、计算机、立体声音响等才是真正的财富和喜悦的来源。可能有人会争辩说，在最好的社会状态下，资本的存量会通过最低的流量来加以维持和利用，而不是最高的。

每个人都希望经济繁荣昌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

GNP 不断提高。然而，世界各国政府都将委靡不振的 GNP 视为经济不振的信号，并会采取各种行动以推动 GNP 的增长。其中很多行动纯属浪费，比如刺激一些无效率的、无人想要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另外一些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短期内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而加速砍伐森林，往往会威胁到经济、社会及环境的长期发展。

如果用GNP 来定义社会的目标，社会就会尽全力去创造GNP。除非你在目标中明确设定并定期衡量、报告有关福利、权益、正义或效率等指标，否则就无法产出它们。如果各个国家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如致力于以最低的生产量去实现最高的人均财富，或最低的婴儿死亡率、最大的政治自由、最清洁的环境、最小的贫富差距等，而不是尽力实现最高的人均GNP 指标，那么，世界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与规避规则恰恰相反，追求错误的目标、陶醉于错误的指标是系统扭曲的另一个特征。在规避规则的情况下，系统试图逃避某个不受欢迎或设计不当的规则，尽管在表面上仍遵守这一规则；而对于追求错误的目标，系统忠实地遵守着规则，并产出了特定的结果，但实际上这并非是每个人都真正需要的。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发现，“因为这是规则”而发生了一些愚蠢的事情，你就面临着追求错误目标的问题；如果你发现，“因为有办法绕过规则”而发生了一些愚蠢的事情，你就面临着规避规则的问题。围绕同一个规则，这两种系统扭曲现象可以同时存在或发生。

* * *

[1] 原文为“fixes that fail”，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被译为“饮鸩止渴”，我们在本书中译为“治标不治本”，因为一些应对措施只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必使问题恶化。——译者注

[2] 原文为“policy resistance”，直译为对政策的阻力、抵抗或反弹，我们在本书中译为“政策阻力”，意味着系统自身结构具有内在的惯性，对外界施加的变革力量产生一定的阻力或对抗。这与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医学上的“耐药性”有相似之处。——译者注

[3] 原文是“drift to low performance”，也被称为“目标侵蚀”（eroding goals），本意是绩效表现节节下滑，日渐恶化，如同走下坡路，越来越差。因为在《第五项修炼》等书中普遍采用“目标侵蚀”的译法，为避免读者产生困惑，我们在这里也译为“目标侵蚀”。——译者注

[4] 原文为“escalation”，原意是逐步升级、扩大或加剧，也被译为“恶性竞争”。但是，正如作者所讲，这一基模并非总是“恶性”的或破坏性的，如果竞争的双方争夺的是一些符合人们预期的目标，它也可能引发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本书中将其译为“竞争升级”。——译者注

[5] “冬节（potlatch）”是北美地区印第安人冬季的一个节日，富人会拿出自己的财产或礼物馈赠给他人，也被称为“散财宴”。在中国某些地区，也有类似的施舍、馈赠仪式。——译者注

[6] 原文为“Shifting the Burden to the Intervenor”，直译为“将负担转嫁给干预者”，对于干预者来说，本来可能是好心，想帮忙，但是却“惹火烧身”，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对于被帮助者来说，产生依赖性，越来越需要干预者的帮助或干预。在《第五项修炼》等书中，这一基模被译为“舍本逐末”或“饮鸩止渴”（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译者注

[7] 通常这些针对问题症状、可以快速见效但“治标不治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被称为“症状解”；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被称为“根本解”。——译者注

第三部分 改变系统#